导语：在反“围剿”时期，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能够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准确地找到空隙伺机转移，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密码战，是隐蔽战场上我军的“杀手锏”。毛泽东评价曾希圣带领的军委二局：“有了军委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密码战为什么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让本文作者来告诉你个中缘由。
长征时期的曾希圣（中间）
我党很早就注重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网络和编制密码，以保守党的机密，同时破译敌方无线电密码，争取战役、战略的主动和胜利。在隐蔽战线上，我党屡屡战胜了条件比我们优越得多的国民党和日寇，主要是缘于无线电人员在这条战线上不懈努力探索的结果。
国民党始终未能破译“豪密”
从1928年起，周恩来同志就在筹备党的无线电通讯系统。我党最早的一次长距离通讯，就是在他的全力率领下，于1930年1月实现了上海到香港的无线电通讯。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用的密码，是经过了简单变换之后的一套民用密码，保密程度还比较低。在极度艰难险恶的环境中，我党领导革命的斗争风险非常大，如果没有一套好的密码保障措施，很容易带来灭顶之灾。如何提升无线电通讯的保密性，成为周恩来领导的无线电保密工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然而这项工作刚刚起步，技术人才严重缺乏，要编制出一套高水平的密码，难度可想而知。
于是，周恩来提出编码思想，汇总集体智慧，亲自动手，终于编制出一套密码。那时，周恩来在党内的代号叫“伍豪”，密码的名字便引申称作“豪密”，党内一讲“豪密”，大家便知道是“伍豪之电”，特科就被称之为“伍豪之剑”。“豪密”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应用的高级密码，为红军的密码建设提供了实用范本。
密码破译，在国际上有个共同的规律，即“重复就是被破译的根源”。你有密码本，对方无法破译时，他把各封电报搜集在一起，然后根据作战情况来分析，如果重复使用某一个码，就容易被敌人抓住规律。“豪密”编制吸取了苏联的经验，一次一密。使用“豪密”如台历，每天用完就作废，第二天使用新的。有人说，中共的密码是苏联人教的，其实苏联人教的只是方法，毕竟俄语和汉语不一样，密码具体如何排列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我们的“豪密”在某种程度上比苏联人的更加难以破译。苏联的密码根据字母排列，重复率高，我们使用汉字重复的概率就较少，破译的几率也相当小，乱数表非常丰富。在反“围剿“时期，因为无线电通讯有了“豪密”，才保证了中央指令下达和部队战术行动的绝对安全，也保证了密码难以被敌人破译。国民党对此束手无策，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也没有破译“豪密”。
曾希圣团队破译了国民党17个密码本
要打赢密码战，除了坚不可摧的防御系统之外，还必须有攻破敌人无线电密码的利剑。中央特科被称为“豪密之剑”，从密码战来看，我们可以把“豪密”称之为“豪密之盾”。
1930年12月，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了国民党的收报机，接收敌人密码才有了条件。当时国民党认为红军没有电台，所以第一、第二次反“围剿”中，国民党用的都是明码。到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发现红军有了电台，才开始编制密码。因为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我军缴获了国民党的一个密码本。到第三次反“围剿”时，对于国民党军使用的密码，我们可以利用缴获的密码本对照破译出来。当然严格讲，这不算破译，只是译电。译电和破译区别很大，译电员相当于技术员，破译员相当于科学家，译电是你有了钥匙，破译是你要做钥匙。中国共产党人从译电到破译，历经了很艰难的过程，是在国民党“围剿”作战形式的催促下完成的。
1932年，红军打赣州时吃了败仗，就是吃亏在国民党大批增援部队开来时，我军并不知道。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在前线感到这次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情报不灵。当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实施密码战的二局，局长由曾希圣担任，他被毛泽东、周恩来称作是我们党内稀有的“神人”。小编推荐大家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 太尉评论 可阅读更多精彩好文。曾希圣曾担负过特科谍报工作，来领导红色密码的破译工作算是转了个大行。但由于曾希圣曾经获取过国民党密码，对此领域比较熟悉，特别是他身边的战友曹祥仁对他帮助很大。
曾希圣仿佛是会推算的数学家，可以通过落款格式，如“职公秉藩”“职何应钦”来推算密码；曹祥仁熟知国民党的发报手法，甚至能知道是哪一个国民党发报员上机上手了，并能判断出国民党哪支部队发出的电报。“一曾一曹”实现了天衣无缝的配合。他俩一开始工作就遇到了大难题，国民党当时用的密码代号是“展密”，没有素材可供比对参考。曾希圣为此绞尽脑汁也进展甚微，干脆用“笨办法”，专门调电台侦听，抄录国民党的大量“展密”电文，整整攒了一挑子。行军时挑着担子带着走，休息了再反复进行研究对比，总算有了些眉目。
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军的警惕，加强了对无线电通信的管理，各部门之间的无线电通信都进行加密。红军抄下来的国民党军电报，成了一堆堆无法解读的“天书”，几尽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当时红军攻打国民党二十七师，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时，曾希圣带着突击部队的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进国民党的师部寻找密码。为了抢在敌人销毁密码前赶到，曾希圣已不顾个人生死安危。冲进去后发现敌人的发报员都逃走了，电台和密码本也带走了，只在墙角发现一个皮包，里面还有一些译完但没来得及销毁的纸条，在这个纸条中发现有30个字的“展密”译文。
曾希圣如获至宝，将这30个字的纸条，与截获的大量密码进行对照，还专门请朱德总司令来帮忙。曾希圣中文底子好、破译有经验；曹祥仁能将明码倒背如流，还熟悉敌方发报员手法；朱德总司令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到将军，熟知国民党公文军语交流的语态体系，能估摸出电文表达的基本意思，再结合当时总体的军事行动，三人一个字一个字往前推。有时，还请教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过事，看到蒋介石发的电文，他就知道蒋介石可能会怎么说。这样再和破译人员一对照，就能推算出一些密码用法，所以周恩来后来也亲自参加了破译工作。
大家一起努力了一个多月，于1932年10月，红军破译“展密”成功，掌握了国民党编制密码的规律，从此由译电走向了破译，能够和国民党军同步接受电文了。到1932年年底，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曾希圣团队破译了国民党17个密码本，几乎把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队的密码本全部破译，结果国民党以为在下“暗棋”，而我们是在下“明棋”。这样给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有利的先机。
创造我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史上的惊人纪录
通过破译“展密”，红军对国民党军的任何作战行动都能做到了如指掌，为红军总部掌握敌情变化，预测战事发展，最终打赢战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曹祥仁及时破译敌作战电报，为红军跳出国民党重重合围、进而抓住有利战机，重创敌吴奇伟部立下了大功，获得中革军委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
曹祥仁是如何创造出了我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史上惊人记录的呢？1933年1月5日，我军在黄石洞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旅。蒋介石非常恼火，立即派他的两员爱将吴奇伟和周至柔率领部队，向我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我军注意到敌方的来回电讯非常频繁，但没有捕捉到究竟在向我们哪个方向逼近。就由曹祥仁戴着耳机监听国民党军的动向。他听到国民党军有5个电台同时发出了十万火急的呼叫，这显然违反了大战前无线电静默的规则，异常行为说明有特别行动。
曹祥仁一副耳机不断调波段搜索着5个电台，最后发现还是吴奇伟的最重要。当时，曹祥仁听密码已经达到直接能翻译出原文的程度。尽管在轮听中出现90个字的遗漏，但曹祥仁还是听明白了吴奇伟新的战略部署，听到了吴奇伟客套话后的“如下一、……”。曹祥仁赶紧听抄下来，随即报告指挥部。因为掌握了吴奇伟部的行动规律，我军最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曹祥仁这次破译的成功，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电讯保障。
除中央红军出现的曾希圣、曹祥仁等破译高手之外，在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也出现了密码战的传奇英雄。第一高手就是“红色电波之王”蔡威，他是周恩来在上海举办的电讯班的成员，被派到鄂豫皖后，随部队长征到了川陕，在反六路“围攻”的时候，战斗十分激烈，四方面军节节后撤。当时临近1934年春节，蔡威搜到国民党川军头目王陵基、杨森他们之间的密码，经破译发现川军头目准备回家过年。因为川军非常腐败，依附关系严重，长官不在，谁说了也不算。于是，红军趁着敌军过年时的松懈，全面发起反击，川军群龙无首，四散逃命，红军借机取得粉碎了六路“围攻”的大胜。
四方面军的宋侃夫，也是拿起密码电文一边看一边能念出明码电文，他的外号叫“本子”，意思是密码本全装在他脑子里。当时川军每周要更换密码，但变换的规律简单，我军发现后很快破译，并始终占据主动地位。中央红军破译创造了奇迹，但终究没能从危机中将中央苏区挽救出来。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打的是阵地战，敌人堡垒固定，多用有线电话指挥，致使我军对其情况掌握不如无线电。直到长征进入了运动战，只能依靠无线电通讯进行联络指挥，又给我们的红色电波战提供了用武之地。
从1934年10月开始，各路红军先后离开了根据地，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在国民党军数十倍于己的重兵围追堵截下，却从来没有中过埋伏，总是能够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找到空隙，一次又一次顺利地突出重围。小编推荐大家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 太尉评论 可阅读更多精彩好文。后来，彭德怀同志总结长征胜利有关键两条：第一，幸赖红军的英勇，第二条，出色的侦察工作。彭德怀加了“出色”两字。因为当时的侦察工作主要不是靠人力侦察，而是靠无线电侦察。破译敌人的密码，在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比如红军突破湘江，在召开通道会议的时候，博古、李德想按原定计划向湘西进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不同意，尤其是毛泽东认为应该向贵州进军，通道转兵。双方激烈争论、无法定夺。这时，曾希圣、曹祥仁及时把破译敌人的电文送来。毛泽东凭着这个电文与周恩来商量后，在会议上拿了出来，他指出，人家已经布下重兵，进入湘西就等于进入了人家的口袋。这次破译成功，对随后红军进入贵州、召开遵义会议、起了一个重要的佐证作用。
1935年1月24日，开完遵义会议的红军，攻占了土城，国民党川军郭勋祺的部队尾随红军也赶到这个地方。当时中央军委认为川军实力不强，为继续前进解除后顾之忧，可以攻打一下。但战斗打响之后，发现敌人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而且战斗力也不弱，敌情究竟是如何，任务落在二局的身上。当时周恩来、王稼祥对着曾希圣、曹祥仁说，我们给你们做饭，你们赶紧把情况侦听出来。但这事对曾、曹来说也非常困难，因为对这支敌军使用的密码并不掌握，它与中央军不是一个密码体系，而且用的是来去不同的“来去码”，破译起来非常困难。
面对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的情形，中央红军“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就在野外架起天线、就地收听敌人密码，就地破译、就地报告，这在世界密码战历史上也绝无仅有。三人团结协同、奋力破译，终于发现西北角有一处空档没有敌军，中央军委立刻下令从该处突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完成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在红军准备南渡乌江时，曾希圣从破译的国民党电码中发现，前面又出现了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是红军老对手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如果和中央红军迎头遭遇，那将势必是场恶战。毛泽东、周恩来十分着急，曾希圣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说，我熟悉蒋介石的密令，可以按蒋介石的口气，编一个口令让三个师向别的方向前进。毛泽东、周恩来都击掌叫好。于是电令发出，敌师改道，与红军擦肩而过。红军完成四渡赤水，终于来到了乌江以南。徐向前元帅晚年说，毛主席所以用兵真如神，很重要在于重视运用侦察情报。
本文来源：故事森林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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