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工业化道路70 年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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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中国工业化道路70 年
2019-12-25
【摘 要】两百多年来，世界先后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和不同的工业道路。中国作为前三次工业化的后来者、落伍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动了国家工业化的1.0 版，开启了前两次工业革命；改革开放之后，从混合工业化的2.0 版到3.0 版，开始发动第三次工业革命。21世纪，新型工业化“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驱动的4.0 版大踏步地赶上后，“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发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5.0 版；自此中国走在时代的前列，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成为这场工业革命的引领者。70 年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为南方国家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世界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在尚未完成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同时，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同时，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南北失衡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还未消除。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外部环境。” 尽管发展中国家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很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鸿沟将会进一步拉大。对中国而言，机遇大于挑战，挑战又能够成为机遇。尽管中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后来者、落伍者，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迅速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国、移动电话国、信息化国。这也反映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工业化与信息化，即“两化”。进入21 世纪，中国实现工业发展加速赶超，作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超越者，充分利用了信息时代的战略机遇，强化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大用户和生产者，也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这促进了中国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面对资源环境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中国率先发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创新者、引领者，到2030 年将实现绿色工业化，成为世界绿色工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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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和追赶者，既具有后发国家工业化重要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特征，从“一穷二白”的农业之国转变为世界最大工业国。中国工业化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采用了不同工业化发展战略，形成了不同的中国工业化升级版、增强版。1953 年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中国进入大规模工业化时期，属于国家工业化战略（1.0 版本）。这一版本总体上参照苏联工业化模式，由国家发动工业化，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国有企业为主体，辅之集体企业以及后来的农村社队企业，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以追赶发达工业化国家（如英国）为目标，实施赶超，力图跨越式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针对中国基本国情即传统与现代、农业与工业、落后与先进同时并存的现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两条腿走路”“同时并举”“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的工业化思路，实质上是同时发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于采取过急过快的“大跃进”工业化赶超战略，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遭遇了极大的挫折。为此，1962 年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用一百多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指美国）的设想。国家工业化直接带动了全国资本存量高速增长， 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除美国、苏联之外第三个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大国，为中国工业化长远发展、经济起飞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工业化案例。1964 年9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提出“以发展电子技术工业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的建议；毛泽东同志也特别指出：我们办工业，必须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苏联的那一套。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同志没有能够发动电子工业革命，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国错失了同时参与发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实施转型工业化战略（2.0 版本）：一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逐步放开国家价格控制，实行价格双轨制。二是从国家工业化转变为混合工业化，打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先是允许个体户发展，后是大力发展私人企业，形成了以国有企业为主、其他混合所有制为辅的新格局，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78 年的77.6% 降至1991 年的56.2%，集体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22.4% 提高至33.0%，其他所有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0% 提高至10.8%。三是在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速工业化因素向农村地区扩散，形成了农村工业化高潮，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从1978 年的5.8% 提高至1992 年的16.8%，占乡村就业人数比重从9.2% 提高至22.0%，超过了1 亿人， 强化了与城镇的国有企业竞争。四是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直接投资（FDI），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和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从封闭型工业化转向开放型工业化，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比重持续提高，从1980 年的49.7% 提高至1991 年的77.5%。五是从国内技术开发为主转向引进国外技术为主，这包括具有技术含量的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占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从1980 年的39.2% 一直到1991 年的37%， 国外技术合同与GDP 之比在1986 年达到高峰为1.51%，到1991 年为0.85%，明显超过同年全国研发经费支出与GDP 之比，如1991 年为0.73%。2.0 版本特有的混合型工业化局面，实质上是同时实现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实施混合工业化战略（3.0 版本），发生了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价格双轨制到价格市场化。二是从国有化到非国有化，“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小规模私有化，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持续高增长，但是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92 年的51.5% 降至1998 年的28.2%，集体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35.1% 提高至38.4%，其他所有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3.4% 提高至33.4%；按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统计，到2001 年国有工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降至51.7%，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比重提高至48.3%，其中外商和港澳台企业比重为25.2%， 后两者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来源、新成分、新机制，民营经济从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构成“国有、民营、外资”混合经济体。三是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外商直接投资GDP 比重从1992 年的2.3%提高至1994 年的6.0%，到2001 年降至3.5%，成为我国工业化的重要物质资本、技术资本的新来源，又成为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工业制成品占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90.1% ——其中外资企业出口总额占50.0%， 即占一半，带动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中国货物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1992 年的2.2% 提高到2001 年的4.3%，带动中国工业化发展，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1991 年的2.6% 提高至2001 年的7.6%，已跃居世界第五位。进入新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4.0 版本）：“实现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这是“两化同步”（指工业化与信息化）版本，实质上是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跨越式发展，直接采用世界先进信息化技术，不仅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和制造业国，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02年的8.2% 提高至2011 年的20.6%，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还成为世界最大信息化国，中国手机用户2001 年超过美国，2008 年超过欧盟，到2011 年中国手机用户占世界总数比重达到1/6，2011年中国互联网宽带用户超过美国，占世界总数比重达到26.2%。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先后超过日本、美国、德国，成为世界最大货物出口国，中国货物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002 年的5.0%提高到2011 年的10.3%，中国高技术出口额2004 年超过美国，到2011 年中国占世界的比重达到23.5%，是美国比重（7.5%）的3.14 倍。这就大大促进了工业化、信息化同步发展，也大大促进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新兴经济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中国工业化的5.0 版本：“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四化同步”发展，实质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融合、互动和同步发展，不仅走在信息工业革命的前列，还将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我们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总之，中国作为前三次工业化的后来者、落伍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动了国家工业化的1.0 版，开启了前两次工业革命；改革开放之后，混合工业化的2.0 版和3.0 版开始发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再到进入21 世纪新型工业化“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驱动的4.0 版大踏步赶上来，又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与发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5.0 版——自此，中国走在时代的前列，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成为这场工业革命的引领者。（上述内容见表1）
我国工业化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习近平同志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增加值（见表2）、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见表3）国家，还是世界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国（见表4）、移动电话、固定移动宽带互联网用户国家，世界最多城市数、人口数国家，世界最大农业生产消费国家，“四化”同步发展、叠加发展、互动发展、共同发展，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从工业化发展驱动力看，中国拥有不竭的强大动力，从20 世纪50 年代以来“一化驱动”（指工业化驱动），到改革开放之后混合工业化、开放型工业化驱动，到21 世纪以来的“两化驱动、相互融合”（指工业化与信息化共同驱动，相互融合），再从“三化驱动”（指工业化、信息化与城镇化）深度融合，到“ 四化驱动”（指工业化、信息化、绿色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今后，再到“ 五化驱动”（指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相互作用、共同驱动，在当今世界也是少见的。习近平同志指出：“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 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驱动的特点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成熟，互联网与国民经济各行业融合发展态势正在加速成形，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共享经济、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加速重构经济发展模式。” 这正在成为中国的现实。第四，中国是通过创新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跨越式发展。如果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关键的现代化要素是电力，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关键的现代化要素是信息，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关键的现代化要素是数字。中国正在加速发展数字经济， 根据中国信通院、中商产业研究院《我国数字经济报告》（见表5），我国数字经济从2008 年的4.81 万亿元达到2018 年的31.3 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年均增长率高达20.6%，大大高于名义GDP 年均增长率（10.9%），属于高增长弹性，为1.890，即名义GDP 增长一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增长1.890 个百分点，占GDP 比重从15.2% 提高至34.8%，提高了19.6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2.0 个百分点，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三新”经济迅速增长。国家统计局首次统计了“三新”经济情况，增加值从2015 年的10.15 万亿上升至2018 年的14.54 万亿，年均增速为12.7%，“三新”经济占我国GDP 的比重从14.8%，提高至2018 年的16.1%，提高了1.3 个百分点；新动能发展指数从2015 年的123.5 提高至2018 年的270.3（见表6）。“三新”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等新兴行业继续保持较高增长，新动能成为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发布《数字相互依存的时代》报告表明，当今世界，通讯、互联网到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商业乃至产业基础设施，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中国不仅数字经济规模大、发展速度快，而且在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市场创新、数字应用创新，正走在世界前列，成为领跑者。为此，习近平同志提出关于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方案”：“我们要营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不能关起门来搞发展，更不能人为干扰市场；要共同完善数据治理规则，确保数据的安全有序利用；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要提升数字经济包容性，弥合数字鸿沟。作为数字经济大国，中国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保持市场开放，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正在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数字丝绸之路”。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之一就是迅速兴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实质是多种现代要素的大革命、大融合，即创新革命、信息革命、网络革命、数字革命、智能革命、教育革命、绿色革命，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受益者：既是最大自变量，又是最大的因变量；既面临完成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任务，还面临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引领者，加快从“中国制造”到“世界制造”、从“中国创新”到“世界创新”、从“中国数字”到“世界数字”、从“中国绿色”到“世界绿色”、从“中国市场”到“世界市场”、从“中国工业革命”到“世界工业革命”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目标和阶段目标，就成为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目标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世界强国之基。2020 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世界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到2025 年，中国迈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到2030 年，实现高度工业化，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2020 年增长50% 以上；到2035 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整体竞争力明显增强，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全面实现工业化；到 2050 年，实现世界制造强国的目标，我国制造业综合实力将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中国实现世界制造强国的本质，就是从世界黑色工业大国转向世界绿色工业强国。在绿色工业革命过程中，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首次作为工业革命的主导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绿色革命，就是要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工业制品、绿色消费等，使基要生产函数与碳排放脱钩，最终实现生态要素资本与经济发展间的“全面脱钩”。绿色工业革命的目的和本质就在于为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创新出新的发展模式，避免重蹈西方国家二百年来的传统黑色发展模式，缩小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人与自然间的差距。随着中国工业增加值、GDP 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能源消费进入低弹性增长阶段，加上中国绿色能源比重大幅度提高、煤炭清洁化程度提高，中国将提前达到碳排放高峰，而后进入下降期， 进而带动全球碳排放达到高峰而后下降。到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到2030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翻一番，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到27%，超过美国的比重（2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加值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这是成为中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标志，也是高度工业化的重要标志；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8%，R&D 经费支出占世界比重 1/4 以上；科技实力将进一步转化为科技水平，并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在若干战略领域由并行走向领跑，在科技水平与知识经济领域，将与美国等世界先进国家形成“并驾齐驱”的态势；到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超越引领世界新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为世界作出科学贡献、技术贡献和产业贡献。到2020 年进入世界数字经济国家前列，数字经济达到近40 万亿元，占GDP 比重达到40% 左右；到2030 年数字经济占GDP 比重超过50%，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服务业成为重要支柱型产业，数字基础设施成为第一基础设施，数据资源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也成为其他生产要素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数字就业成为第一新增就业渠道，不断创造数字灵活就业、数字化公共就业。到2020 年基本建成高速、移动、安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在建成全球规模最大4G 网络的基础之上，加快5G 网络跨越式发展，争取早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 网络，实现全国12.29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宽带网络覆盖比例超过98%，基本消除城乡信息网络鸿沟，引领世界电子商务零售、跨境电商、移动支付、分享经济潮流；到2030 年基本建成世界网络强国。到2020 年基本建成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8 亿人以上，形成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人力资本投资占GDP 比重达到15%；到2030 年人才资源总量占人力资源总量比重超过四分之一，规模效益更加明显，人才素质明显提高，结构不断优化，竞争优势更加显著，涌现一批国际一流创新型企业与企业家、大学与学科、研发机构、科学家与工程师等，吸引一批全球创新人才。总之，全世界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际，中国率先参与其中，成为这场工业革命的倡导者、推动者；又率先提出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目标，成为这场工业革命的创新者、引领者；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上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成为这场工业革命的合作者、共享者。人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习近平同志指出：“从18 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到19 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再到20 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一次次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世界性工业化历史看，中国曾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边缘化者、落伍者、挨打者，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大规模发动了国家工业化，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第一个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成为世界工业大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国家工业化到混合工业化，从封闭工业化到开放工业化；中国又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后来者、追赶者，通过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实现开放追赶；进入21 世纪及时发动第三次工业革命，从“一化”（工业化）驱动，到“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驱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再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驱动、同步发展，中国首次以世界最大工业国、制造国、技术创新国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站在世界发展的前沿，正在创新引领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世界提供“中国技术”“中国制造”“中国市场”，进而成为“世界技术”“世界制造”“世界市场”。例如，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进入全球第一梯队， 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以上内容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是先学习、引进、模仿，再创新、追赶，集成创新、并驾齐驱，直到自主创新超越的历史过程；因此也就先后采取了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不同版本，从1.0 版到5.0 版的创新版、升级版、增强版，不断创新、不断升级、不断增强，实现了从“一化”驱动到“四化”驱动，创新了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到第四次“ 并联式”工业革命。那么，70 年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具有哪些世界意义、对南方国家有哪些重要启示呢？第一，中国工业化道路证明南方国家可以实现工业化。一是要利用后发优势。如先行国的发展知识，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又如利用先进国的发展技术，后来者居上，实现“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二是要避免陷入后发劣势，即照抄照搬先行国（主要指西方）的制度模式，照猫画虎、生搬硬套，而不是创新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由此，才能实现从落伍者到追赶者，再到创新者、引领者。第二，南方国家工业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两条腿走路，才能摆脱依附型、依赖型、“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南方国家工业化陷阱”。第三，中国工业化成功的方法论就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让政府在为市场服务指导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才能摆脱“市场万能陷阱”或“政府万能陷阱”，实现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合力。第四，南方国家技术创新必须坚持“拿来主义”的本地化创新与“自主创新”的自主化的两种创新方式，才能避免受制于霸权主义、霸凌主义的威胁，才能为人类发展提供更多的自主创新。第五，南方国家在发动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坚持走一条绿色低碳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避免受制于黑色高碳老式工业化路径的锁定，为提前实现碳排放达到高峰进而提前下降作出重要贡献，即绿色贡献。（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原标题《中国工业化道路70 年：从落后者到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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