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中南海的日常生活

 

 

 

       中南海在明清时期是北京皇城的一部分，位于故宫紫禁城西面，属于皇家园林西苑三海中的南部两海。西苑三海整体分成两大部分：北侧的北海，现今已辟为北海公园；南侧的中海和南海，中海为大，南海为小，二者在狭窄的连接处为一小桥隔开，合称为中南海，即今日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

01

毛泽东确定中南海为办公地点

中南海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几经变迁。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南海即脱离了清朝皇室的管辖，成为袁世凯的办公处所。袁世凯称帝的地点即在中南海的居仁堂。袁世凯死后，中南海曾继续作为北洋政府的总统府。北洋政府消亡后，中南海一度改为公园。

 

四十年代国共两党战争时期，傅作义曾在中南海办公。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中共中央起初暂驻西郊香山，对于进京后选择何处为办公地点，一时犹豫不决，据说周恩来经过考察，建议以中南海为办公地点，但也有人建议中南海以保持皇家园林的旧貌，作为公园为好，中共中央可另择办公地点。最后，毛泽东还是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确定中南海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

笔者1951年随父亲陈伯达进入中南海居住，到1966年底陈家搬出中南海，前后在中南海生活了十五年之久。

 

从左至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

初入中南海时，陈伯达临时住在勤政殿的两间房子里。勤政殿离毛泽东住的丰泽园很近，是一所带西式风格的建筑。在笔者的印象里，勤政殿的名称虽然很雅，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建筑，外墙是灰色的，内墙是普通白灰粉刷的，地面上铺着栗子色的宽木地板，室内没有任何装饰，反映出盖这所建筑时，中国的财力非常薄弱。

陈伯达在勤政殿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搬到中海岸边一组连体四合院内最北面的一套院落中去了。连体四合院由三个并排的四合院组成，有人称这里为“迎春堂”，但我从没有看见过“迎春堂”的匾额。据说，这里在清代是宫中太监们的住所。

陈伯达住进这里时，该处院落仍保持着破旧的外貌，门柱的漆皮都已脱落，房顶的瓦上长着青草，只是房间里已安装了暖气和卫生间。迎春堂的另两个四合院是中南海普通工作人员的住所。

 

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事，我才知道我们住的地方属于中南海的乙区。不知从何时起，中南海从南至北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区。每个区都在分界处的路口上设立了岗哨，乙区的人可以随便到丙区，但是不能随便到甲区。从此我再也不可能随便到南海的瀛台等处去玩了。

最初，中南海内的各区是这样划分的：甲区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地，乙区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地，丙区为国务院所在地。1954至1956年，中南海内进行了大的调整，中央宣传部陆续迁出中南海，搬到景山东面的沙滩去了。乙区划归中央办公厅管辖，但甲乙区的划分仍维持不变。

中宣部搬走以后，原来属于中宣部的一批院落进行了大的翻修，成为一些新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领导人的住宅。这些新搬来的领导人有邓小平、陈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他们与此地的老住户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等，都属于乙区的居民。

住在甲区的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此外，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卫士长李银桥也住在甲区。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长的汪东兴住在中南海东岸西苑门内划归乙区的“东八所”。住在丙区的有周恩来、李先念、林伯渠等。

还有一些领导人，五、六十年代并未住在中南海，他们当中有陈云、彭真、康生、薄一波等。此外，十大元帅中除朱德、彭德怀、陈毅三位住在中南海外，其他七位都不住在中南海。

在甲乙两区统归中央办公厅管辖后，仍维持甲乙区的划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照顾毛泽东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习惯，确保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措施。

中南海内有一条沿着湖泊西岸、贯穿南北的柏油马路。这条路在南段伸往毛泽东住处的路口处设置的岗哨，是甲区和乙区间的主要岗哨。白天，岗亭的栏杆经常拦住路口，禁止所有车辆通行，以避免车辆行驶声打扰毛泽东睡眠。到了夜间，这里敞开路口，放行车辆。

乙区和丙区间的主要岗哨，设置在同一马路北段的游泳池门口。岗哨以北属于国务院的范围。

 

中南海怀仁堂

怀仁堂位于中南海西大门（中南海有两个西门，靠北的较小，属于国务院，人们常说的西门或西大门，属于中央办公厅）内广场北侧。五十年代，怀仁堂经过多次翻修，已非原貌，但其建筑规模依旧，只能容纳1000余人。建国初期，北京没有什么大型会议场馆，怀仁堂即被用作国家主要的会议礼堂使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在这里举行的。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怀仁堂里就不再举行大型会议了。

02

中南海的娱乐生活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在中南海游泳

中南海主要的景致大多在甲区，这对住在乙区的人们不免是件憾事。不过，每逢周末晚饭后7点多钟，位于甲区的两个娱乐场所允许乙区的人们光顾。这两个场所，一个是春藕斋，一个是西楼餐厅。

春藕斋位于颐年堂旁边，也是古老的建筑，殿堂前后有种莲藕的水池。颐年堂是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开小型会议的地方，普通人是进不去的。春藕斋则是周末舞会的场地，偶尔也放电影。

这个地方我记得自己只去过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们跳舞，一次是看三十年代的老电影《桃李劫》，还有几次是看当时亚洲电影节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两亩地》、《章西女皇》等等。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中央下文禁止举行舞会，春藕斋也就不再举办娱乐活动了。

西楼位于中南海西大门内南侧。这里有几栋灰色砖瓦的新建筑，被一道不高的灰砖墙围着，组成一个单独的院子，因为属于甲区，围墙东西两侧的门，有岗哨守卫。西楼是对围墙内建筑的统称。这些建筑主要包括：位于院子南面的两栋外观相同的五层小楼（下大上小，顶层只有一间房），偏东边的楼为刘少奇的住宅，偏西边的楼为朱德的住宅；北面靠近围墙处有一栋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三层办公楼；在这三个楼的东边，南北走向的一个较大的建筑，是西楼餐厅。

 

西楼餐厅原本是为领导人就餐而盖起来的一个特灶食堂。它的东半部分是厨房，西半部分是餐厅，北边有一过厅连通二者。厨房很宽大，可容四、五个大师傅同时做菜。餐厅宽敞豁亮，室内约有两层楼高，地面大约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些，铺着平滑的原色木地板。

西楼餐厅在中南海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只是餐厅。它有时被用来召开小型会议，成为会议厅。现代史中有名的西楼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五、六十年代，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的晚上，西楼餐厅经常放映电影，又成了兼职的电影厅。

西楼餐厅放电影是卖票的，一般的电影两角钱一张票，上下集的电影三角钱一张票，与当时外面电影院的票价差不多，或者还稍贵些。放映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也有苏联和友好国家的，偶尔也有香港片。这些影片大多数都早于外面的电影院在这里上映。

中南海里的人以警卫战士为多，作为居民的人并不多，警卫战士不能参加居民的娱乐活动，所以到西楼餐厅观看电影的观众也并不很多。经常去看电影的，大人小孩加在一起，大概不过一百多人。领导人中常看电影的，只有李富春、蔡畅夫妇，杨尚昆、李伯钊夫妇。刘少奇、朱德、陆定一、胡乔木偶尔也去看，他们去看的多半是国产新片，属于“审查片”。其他领导人则极少去看电影。

 

中南海里的另一公众娱乐场所，同时也是健身场所的地方，是游泳池。游泳池位于中海西岸偏北一些。它有两个部分，北面是露天游泳池，南面是室内游泳池，均设计得很典雅，在装饰上，并不华丽，但也是不同部位铺设不同的瓷砖，非当时的普通游泳池可比。对中南海的居民开放的，只有露天游泳池。室内游泳池一般供毛泽东、刘少奇等少数领导人使用，池水可加温，冬天也可以游泳。

露天游泳池只在夏季每天下午1点至3点开放，与西楼餐厅一样，它也对居民公开卖票，票价是每张1角钱，这与当时外面对市民开放的游泳池的票价相似。

每年学校放暑假期间，中南海的小孩子们都在中午蜂拥进入游泳池游泳，加上许多工作人员也可买票进入，常使游泳池人满为患。我的继母刘叔宴想让我和两个妹妹避开拥挤，就设法与游泳池管理人员联系，请他们通融一下，允许我们兄妹在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去游泳。因我们家与游泳池算是邻居，比较好说话，很容易就得到了允许。

1961年以后，我没有再去过北戴河，从1961年至1964年，游泳池成了我暑假活动的主要场所。每天上午，除我们兄妹外，少有其他游泳者。环境幽静、温馨而惬意，任由我们在池水中畅游，这使我轻松地学会了各种游泳姿势。

 

当然，偶尔也会有意外的游泳者光临。有一次，罗瑞卿和杨尚昆一起来了。他们两位是游泳老手，只在深水区游，一边还互相交谈，没有和我们小孩子接触。罗瑞卿手上还带着一块表，当时国内带防水表游泳的人极少，所以很是显眼。还有一次，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在两个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了，给我的印象是她很特殊，她比我大几岁，还要大人陪着。过了一会儿，罗荣桓的儿子也来了，他与林豆豆都不住在中南海，是事先经过联系才进来的，他们两人互相很熟。

六十年代中后期，游泳池的状况有了很大变化。它的室内部分逐渐成为毛泽东的专用游泳池，一般的领导人已很少进去了。在室内游泳池的南端，原有一个不大的小花园，也被占用了部分土地，加盖了房子，加盖的部分与室内游泳池联成一体，外墙涂成一样的乳黄色。这里后来成为毛泽东在中南海的第二个住所。

在五十年代，每逢冬季结冰期，中南海还有另一处季节性的健身场地，那就是中海西岸边的滑冰场。滑冰场很小，也很简陋，只是一块用长木棍围起来的冰冻湖面而已。似乎没有人专门管理，只是偶尔有人在夜里扫去冰碴，给冰上的裂纹浇水补缝。滑冰的人随时可以去，也没有人收钱。那时，中南海里会滑冰的人极少，滑冰场上往往只有五、六个人的身影。刘叔宴是少数几个会滑冰的成年人之一，我们兄妹都是靠她教会的。我学会滑冰以后，有别的小孩请我教，记得我教过杨尚昆的女儿妞妞，她学得很吃力，究竟学会没有，已无印象了。

 

03

困难时期的伙食

在整个经济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数居民一样，都经历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饭要粮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副食品供应方面，他们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东墙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

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

 

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的领导人的伙食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的。

管理领导人伙食的部门是西楼餐厅，又称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楼餐厅就餐的人有刘少奇、朱德、杨尚昆三家，在这里打饭回家吃的有陈伯达一家。表面上看西楼餐厅直接服务的人家并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里单独起灶做饭的领导人的厨师，也大多是从西楼餐厅派出的，所以这里的厨师最了解各个领导人的伙食情况。

陈伯达吃饭一般是三菜一汤。菜是一荤两素。荤菜多半是溜肝尖、狮子头一类常见菜。遇到家人团聚，他常加点个红烧黄鱼、鱿鱼等，逢年过节，有时点个对虾或海参，就是最大的改善。他是海边长大的人，有吃水产的习惯。

其他人的伙食情况，我未曾耳闻，但我知道刘少奇一家的经济状况是不太宽裕的，其伙食水平也不会太高。

 

刘少奇挖野菜

刘少奇家里人口多，除三个大孩子已成家，很少在家吃饭外，其余五个孩子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前二人为刘的前妻王前所生，后三人为王光美所生，六十年代初王光美又生了萧萧）都随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楼餐厅吃饭。当时刘少奇虽然工资高，但王光美参加工作晚，原先只是十七级干部，月工资不足一百元，所以用钱太多的事，他们家是难以承受的。

 

04

寂寞感不可名状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南海里的生活氛围基本是祥和、清静的，但有时清静到了过于肃穆的程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寂寞感。

中南海里居住的少年儿童本来就很少，可大人还常常告诫孩子们：“不要随便串门！”因为每个领导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办公，家即是办公室，小孩子串门有妨碍大人办公之嫌。中南海里虽说不上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是岗哨也是够多的。除了甲乙丙区分界路口有岗哨外，重要领导人的家门口还增设了岗哨。这些都使小孩子们望而却步，自动地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在我的少年时期，除因与刘少奇之子刘丁丁（后改名刘允真）曾是同班同学，时有来往外，与其他小朋友的接触极少。偶尔，丁丁带他姐姐刘涛和几个弟弟妹妹来我家，目的是翻阅小人书（连环画）。

那时，我家的各种图书都很多，除陈伯达自己常跑书店购买学术类书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将新出版的部分书赠阅于他。这些赠阅的书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书。刘少奇家藏书不太多，更没有这些小人书。可能是刘家的孩子有时来我家看书的缘故，有一次，王光美专门送了一大瓶葡萄干给我妹妹岭梅。

中南海的小朋友们之间来往少，还源于大人们之间来往少，串门少。大人们除了中央召集会议时聚在一起外，私下里的来往稀少到几乎屈指可数。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首先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都不曾在中南海的范围内串门，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走访过中南海里的其他住户。倒是中南海外面的一些著名人物的家，他们偶尔造访过。例如，建国初期毛泽东曾登门拜访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刘少奇曾去过宋庆龄和贺龙的家。

凡是来我家串过门的领导人，只要是我在家里遇见或听家里人说起过的，我都留有印象。记得朱德来过一次，是陈伯达刚搬家到迎春堂时来的。彭德怀夫妇来过三次，陈毅刚搬家到中南海时来过一次，后与周总理共同来过一次。周总理1965年独自来过一次，正巧我住在学校不在家。胡乔木、陆定一来过两次，我也都没在家。彭真来的次数较多，陈伯达也去过位于台基厂的彭家，并带我去过一次。康生来过三次，陈伯达也去过康家。陶铸来北京开会时来过几次。李雪峰夫妇来过一次。周扬来过两三次。王震来过一次。叶飞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带领十几位福建省的干部一起来过一次。另外，陈伯达与张鼎丞也有来往，曾带我去过一次张鼎丞的家。

还有一些当时不属于领导人的知名干部，如艾思奇、邓力群、田家英、王力、杨波等，也曾多次到过陈伯达的家。

那个时候，大人们之间的来往，小孩子们是并不在意的。小孩子们在意的是大人们对小孩子们的态度。这里就顺便说一说中南海里的大人们对小孩子们的态度，从中也可以看到大人们不同的个性。

 

朱德和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

大人中，最喜欢小孩的是朱德。小时候，他来我家作客时的印象是模糊的，但是我渐渐长大后，每次到西楼餐厅打饭，在过厅等候时，遇到他来吃饭，他从餐厅看见我，总要慢慢走过来，一边笑呵呵地，一边伸出一双手，我就赶紧伸过手去和他握握手，并且说一句：“朱伯伯好！”他也不说什么，握完手就回身走了。每次都是这样，像做功课一样。

朱德很喜欢小孩子。他与康克清没有孩子。在与康克清结婚前，他有过一儿一女。儿子很早就参了军，解放后年纪已很大了。女儿即是朱敏。朱德有外孙，小名沃沃。因嫌家里小孩太少，朱德还把老家的几个侄孙接来北京一起住，都在西楼吃饭。

陈毅也比较喜欢小孩，但他一般不主动说什么，只是带着好奇的神情向小孩挤挤眼。有时他挤完眼也戏称一句：“小鬼！”

杨尚昆见到小孩喜欢说两句，但他总摆大人架子，大摇大摆地边说边走，并不停下来听小孩回答什么。

毛泽东是那个时代少年儿童们敬仰的人物，我曾在陪陈伯达在怀仁堂看戏时，远远地看见过他两次。但真正面对面地相见，则是1960年4月30日在天津的时候。

 

那年，陈伯达正在天津市搞工业调查，“五一”节放假，他把全家人接到天津一起过。恰逢那几天毛泽东也居住在天津。

4月30日下午，继母刘叔宴带我和两个妹妹到了天津。当晚全家人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参加娱乐活动。

天津市干部俱乐部是一座宏丽的建筑，解放前是外国人和有钱人聚会娱乐的场所，解放后改为干部俱乐部。我在北京还没有见过这样豪华的综合性娱乐场所，至少中南海里没有这样的俱乐部。

我们先去参观了俱乐部的室内游泳池。游泳池豁亮宽敞，比中南海里的室内游泳池空间更大，装饰更考究。我们正观望时，有人告诉说，毛主席此刻也正在干部俱乐部。

 

接着我们来到地球室，玩了一会儿滚地球（现在称为保龄球）。刘叔宴心情很高兴，对我们三个小孩说：“今天让你们几个土包子开眼界了。”说实话，我平生只玩过一次这种游戏，以后再没有玩过。

在地球室出了一身汗，我们即来到一个小型的演出厅。毛泽东正坐在此厅中间的一张长沙发里观看折子戏。一个不到十岁的小演员在饰演孙悟空，他身手敏捷，左翻右跳。毛泽东看得聚精会神、喜笑颜开。一出戏演罢，毛泽东笑呵呵地向小演员询问年龄、身世等情况。

这时，陈伯达转身问我和两个妹妹：“我领你们见见毛主席，好不好？”我们连连点头。小演员刚退场，陈伯达大步走到毛泽东身后侧面，说：“主席，他们小孩子想见见你。”话音刚落，毛泽东立刻站了起来。我和两个妹妹赶紧走上前去，一一和毛主席握了手。握手时，我们都是用双手和毛主席的双手握在一起，但是互相间没有说一句话。事后，刘叔宴对我们说道：“你们见毛主席时也太紧张了，连一句‘毛主席好’都没说。”

 

05

严谨的门卫制度

陈伯达在中南海居住期间，还遇到过两件有趣的小事。

1955年实行军衔制以后，军队强调正规化。中央警卫局规定中南海的门卫实行一项新制度：对进出大门的领导人须行军礼，以示军风庄重。这样，陈伯达乘坐的灰色吉姆牌轿车出入中南海时，大门口的值勤军官一看来车，就大喊一声：

 “敬礼！”门柱两边的卫兵立即立正行军礼。

不久，有一个情况为难了中南海西门的警卫。陈伯达闲暇时，常徒步出西门，搭14路公共汽车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领导干部乘坐轿车出入，卫兵行个礼无妨，若徒步出入也行军礼，却十分别扭。因为那样会引起门外马路上行人的好奇和观看。

我曾有两次陪陈伯达步行出西门。站在门口内侧的值勤军官早已认得陈伯达，见他走近时，便突如其来地高喊一声：“敬礼！”卫兵们立即举手敬礼。陈伯达也忙不迭地边走边举右手还礼。这种过分严肃的仪式，令我这个少年人感到浑身不自在，很想一步就跨出大门。幸好当时府右街的行人稀少，没有引得人们过来看稀罕。

据闻，后来警卫部门向上级反映过这一情况，认为万一有国民党潜伏特务发现了其中的规律，根据是否行礼来判断出入者的身份，跟踪步行出门的领导人，则极易发生安全问题。于是对步行者敬礼的做法被取消了。1958年，毛泽东对过分强调正规化提出意见，要求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中。中央警卫局为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就完全取消了对领导人敬礼的制度。

虽然陈伯达步行出入中南海西门时曾遇到卫兵敬礼的麻烦，然而他在中南海的北门却遇到过完全相反的待遇。

 

一天下午，我陪陈伯达步行出北门到北海大桥东面的团城看工艺美术展览。两个多小时后，仍步行回来入北门。此时，太阳已西落，门卫刚换了岗。陈伯达平时未曾徒步出入此门，卫兵自然不认识他，便按规定仔细查验他的出入证。

出入证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发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证上的“陈伯达”这个名字卫兵很生疏。证上还有两栏，单位一栏写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职务一栏却是空着的。当时，居住在中南海内的高级干部极少有步行出门的，卫兵们没有直接查验过高级干部的出入证，更未见过这种职务栏空缺的出入证。

 “职务这一栏为什么没有填？”卫兵怀疑地质问。

 “发给我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陈伯达慢腾腾地回答。

卫兵皱了皱眉头：“那你到警卫室去一下吧！”

陈伯达与我一起进入门内东侧的警卫室。一个军官态度还算和气，让我们先坐下，自己起身到里间屋去打电话请示领导。不一会儿，军官放下电话走出来，连声道对不起。陈伯达说：“没关系，你们做得很对。”

这件事本来是小事一桩，没想到事后却传遍了中南海。

1990年，我妻子张兰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工作。该所办公室副主任邹本浩，当年在胡乔木身边工作过。一次，他与我妻在闲聊中提及此事，便笑个不止，说是当时听说陈伯达因不修边幅，布衣旧衫，被卫兵当作是盲流野老，挡在大门之外盘查许久云云。其实事情并没有那样复杂。陈伯达毕竟持有中南海的出入证，该证属于绝密证件，并非一般人所能拥有。

无论是受到卫兵的敬礼也罢，还是受到卫兵的阻挡也罢，都反映了一个现象：居住在中南海里的领导人，要想像普通市民一样随便行走，过普通人的日子，是很困难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