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坨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
近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读到一个有趣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的亲戚、同学、故交纷纷给他写信，要求进京安排工作。毛泽东是怎么回复的？
《毛泽东年谱》如实还原了当时情形。颇有趣味，又发人沉思。
一、“不要来北京”
1950年5月7日、8日，毛泽东连续两天共回复了32封信，正好每天16封。12日，又回复了11封信。信中出现最多的文字是：“不要来北京。”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同时又使用了其他文献资料和访问材料，内容非常丰富。
根据统计，《毛泽东年谱》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底收录了毛泽东回复亲朋好友的信件大约有170封。从复信内容来看，请求毛泽东解决工作问题与经济困难的占了多数。
按照传统观念，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打下了江山，亲朋好友怎么也要沾沾光。他们认为：帮忙到北京给安排个工作，对毛泽东而言，小事一桩。于是纷纷写信！
毛泽东一一回信，言语谦逊，态度坚定：
复信文凯：“来信收读。先生工作问题，似宜就近设法解决。”
文凯是毛泽东表兄。
复信邓冰：“先生工作岗位，似以在原地为适宜，不必远游，未知以为然否？”
邓冰是毛泽东故交，当时在广东一家中学教书。
复信凌汉秋：“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工作问题，请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因京中人浮于事，不易解决。”
凌汉秋，曾参加过辛亥革命，1925年与毛泽东结识，写信的时候在湖南株洲。
复信周振岳：“去年十月九日来信收到，甚慰。参加工作事尚望就近解决。”
周振岳1925年曾受郭亮所派护送毛泽东由长沙去广州。郭亮是毛泽东挚友，著名工人运动领袖，牺牲前曾任湖南省、湖北省委书记。
复信李鑫：“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工作问题，应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
李鑫早年曾和毛泽东共过事，当时在江苏吴县务农。
复信陈国生：“来信收到，甚慰。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
陈国生是毛泽东堂妹毛泽建的过继女儿。
复信毛贻华：“三月九日来信收到。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尚祈鉴谅。”
毛贻华是毛泽东的房叔。
复信王云晓：“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有志上进极好。工作问题希望就近设法解决。”
复信张一权：“惠书敬悉，感谢你的好意。北京人浮于事，兄来不一定有好处，学习和工作，可就当地谋之，以为然否？”
复信王一凡：“元旦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工作事以就近设法解决为好。”
王云晓、张一权、王一凡，均是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在给毛泽东写信的人中，毛煦生比较“执着”。他是湖南平江人，跟毛泽东没有亲戚关系，属于“一起扛过枪”的战友：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曾经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当过兵，当时毛煦生是新军辎重营文书。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毛煦生在一个半月里，连发3信抵京，强烈要求到北京工作。
毛泽东于1949年11月15日回信道：
“前后三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国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
毛煦生继续写信，还是要求进京工作。
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
“来信收到。北京人浮于事，先生不宜远游，仍以在乡下工作为适宜。”
二、复信读出两大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回复给亲朋好友的信，信息量极其丰富，能够读出两大特点：
其一，按规则办事，走正常程序，不搞特殊化。
在传统思维中，改朝换代，机会多多，毛泽东的亲朋好友中，务农的想进城，没有工作的想找工作，已有工作的想换个更好的工作，在地方工作的想进首都工作……毛泽东一律婉言拒绝。
譬如，他的同乡张四维，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给毛泽东写信时，就职于中国盐业公司湖南省公司。毛泽东回复说：
“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吾兄已在盐业公司获得职业，甚好，应就此项工作努力，取得成绩与信任，不要来北京。北京人浮于事，不好安置。前已复一信，未知收到否？”
毛泽东在复信中解释，他不宜出面介绍工作，推崇“有为才有位”：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
……
对于其他求助者，尤其是烈士亲属要求落实烈属待遇的，毛泽东复信表示慰问之外，也强调要按统一要求办理。
他在给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复信中写道：
“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
他给革命烈士王基永的妻子龙亦飞复信中说：
“去年十月来信收到。王基永同志殉难，极为痛惜。兹幸遗孤成立，业已就学，为之喜慰。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
其二，言辞恳切，语气谦逊，从无居高临下之态。
他常常尊称对方为“兄”，自称“弟”，信中颇多“尚乞谅之”“尚祈鉴谅”“愚见如此，尚祈斟酌”之语。因求助信多来自湖南，他偶尔转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时，虽是下属，亦是商量口气。
周文楠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妻子，毛泽覃牺牲后，周文楠1942年在延安又成了家，她的母亲周陈轩一直在韶山生活，孤苦无依，1950年4月写信向女儿诉苦。时任沈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的周文楠遂给毛泽东写信，并将母亲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信，心里难过，同意周文楠接母亲到东北生活。那时法官一贫如洗，周文楠根本没钱到韶山接母亲。毛泽东又给王首道写信：
“毛泽覃同志的岳母周老太太年已六十，住在湘潭韶山我的家里已有十余年，同当地人民的关系甚好，是一个好老人。她的女儿周文楠同志在沈阳法院工作，现回家去看老太太。老太太前有去东北依其女儿之意，但尚未作决定。如老太太去东北，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给以旅费的帮助。如可能，在通例上说得过去的话，则帮助之，如不可能，则要她仍住现地不动，请与文楠同志商酌办理。”
湖南省研究：老太太是烈士家属，同意旅费帮助。周文楠这才有条件回到了韶山，与暌违10多年的母亲见面，并将母亲接到了东北。
三、裙带之门不可开
1927年秋天，长沙，毛泽东与杨开慧和三个孩子挥手作别，这是这对夫妻相见的最后一面。“我失骄杨君失柳”，杨开慧是毛泽东追念不已的一生最爱。
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收到了杨开慧哥哥杨开智的信，他喜出望外，回信：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
杨开智回信：希望到北京工作。但毛泽东回信拒绝了。
杨开智早在少年时代就跟毛泽东熟悉了。他对北京也不陌生，1918年，杨开智、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举家迁居北京。当时毛泽东正好也在北京，常相会杨家，热烈讨论中国之未来，杨开智深受影响。1920年杨昌济病逝，他扶柩回湘。1921年，他考取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今天的中国农业大学），成为当年少有的大学生，他参与创建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并任组长。
毛泽东是非常感谢杨开智的：他尽个人财力支持毛泽东开办文化书社，一直掩护帮助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革命工作。杨开慧惨遭杀害时，毛岸英只有八岁、毛岸青七岁、毛岸龙三岁。敌人故意把三个孩子放了，想以此当诱饵抓捕毛泽东。杨开智和妻子李崇德冒着杀头的危险，从监狱接回毛岸英三兄弟，在特务监视下，东躲西藏，担惊受怕。后来根据党的指示，又让60多岁的杨老太太和20多岁的李崇德舅妈扮着走亲戚的样子，冒险将三个孩子转移，坐火车前往武汉，而后改乘轮船到达上海，护送到上海地下党组织，交给他们的叔父毛泽民。
杨开智唯一的女儿杨展，1937年12月在长沙入党，1938年8月到达延安，1941年秋天在晋察冀边区英勇牺牲。
有学历，又是烈属，杨开智完全符合到北京工作的条件，但谁让他是毛泽东的亲戚呢？裙带之门，不可开。
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给杨开智回信：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同时，毛泽东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杨开智一直在湖南工作，以自己的专长，为湖南的茶叶事业做出贡献，他曾兼任安化茶场的解放后第一任场长，安化，就是今天著名的湖南黑茶产地。因年老体弱离职休养后，仍然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同时编写资料，撰写回忆录，向青少年一代宣传革命事迹，传承红色基因。
史载：晚年杨开智为人谦恭，生活俭朴。
四、“无情”中的“有情”
毛泽东绝非无情。
1950年7月19日，毛泽东给从未谋面的吴启瑞写了一封信：
启瑞先生：
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
此复，并颂
教祺
毛泽东
吴启瑞当时任江苏无锡师范附小低年级教员，她的亡夫王人路是湖南浏阳人，王人路的父亲王立庵，曾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的数学老师。毛泽东当时的数学成绩很差，对学数学也不感兴趣，王立庵耐心施教。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立庵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知名人士，是我的老师。在立庵先生的教育下，我是受益匪浅啊!当时我喜欢读古文，而不爱数学，但立庵先生并不因此歧视我。”
毛泽东帮助吴启瑞，不仅仅因为她是王立庵的儿媳，而是因为她实在太困难了，一个单身母亲，带着八个孩子。毛泽东的复信，对这位艰难挣扎的母亲来说，是雪中送炭。
毛泽东一直强调“实事求是”，当时中国百废待兴，大量工人失业，许多群众生活困难。亲朋好友求助的，实在困难，他想办法给予帮助，但想换个好工作的，他细致做思想工作，譬如，1950年5月18日，他在给毛泽覃妻子周文楠的侄子周起鹗复信时写道：
“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适意，犹胜于失业者，尚希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
禁止裙带关系，但有时也举贤不避亲，标准是：是否有益于党和国家。1950年8月6日，毛泽东致信王首道，让他安排给王季范买票来京。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毛称其为“九哥”，但他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治国方略，供毛泽东参考。王季范进京后，历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为党和国家做出重要贡献。
在《毛泽东年谱》中，记载了1950年5月24日的一件事：
“阅章士钊关于荐用李傥的来信和李傥的自传，批示：‘请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又在李傥自传上批示：‘李自谓已六十六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靠，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李傥与毛泽东并不相识，他是长沙人，曾留学日本、德国，担任过国民党财政部次长，为官清廉，后参加程潜组织的湖南和平起义。毛泽东批示后，李傥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54年，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移居武汉，步行上班，经常只身草鞋去各地考察经济工作。
最令人动容的，是毛泽东对张千的关心。张千任湖南一师校长时，因学杂费问题，毛泽东起草《驱张宣言》，要赶走张千。张千恼怒之下，则要开除毛泽东。幸而杨昌济、徐特立等教师力保，毛泽东未被开除。
1950年10月11日，在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岁月中，毛泽东还专门给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让他关照贫病交加的张千：
“现闻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
毛泽东甚至特地嘱咐王首道：张千的家，在长沙妙高峰中学。
五、“情关”如何过
亲情、友情、乡情，“情关”难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进城“赶考”的难题之一。毛泽东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毛泽东的外祖父家在湖南湘乡唐家坨文家，小时候，他在文家有诸多难忘时光，亲友情感甚笃。1950年代，毛泽东收到表侄文炳璋的一封信，汇报了文家有人“不大服政府管理”的情况，毛泽东高度重视。1954年4月29日，他专门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坨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
是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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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色文化网” ，原载“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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