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策使占边区人口最大的贫雇农生活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农民手里有了土地勇于向土地投资，增加了粮食产量，改善了生活。阜平是河北著名的贫穷地方，往年一到春初，人民便饥饿无粮，眼巴巴等待着树叶充饥。老百姓把杨树叶叫“杨大人放账”，抗战前为争杨树叶而打架的事也是常见现象。往年，人民赶集总是带着糖菜饼子，而到了四五年抗战结束前带的是黄米干粮，以前每人每年穿不到一小匹布，到1944年是平均每年两小匹布还多了。美军观察组陆登少校，曾在阜平城厢集上看见农民拿着一大把、一大把的钞票，买很多东西回家，他惊叹不止，赶紧拍照留念。也正因为中共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才能动员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抗战，也就赢得了中国的未来。
高街村农民表演《穷人乐》，农民跪在地上求地主减租
老子云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老子认为大自然给人类的多索取的少，而人类社会统治者向人民索取的多给予的少，这是人民穷困的根本原因。只有以“有余以奉天下”才能使人民免于贫困，社会财富才能尽可能的公平分配。
新版台湾抗日战争史对国民党军队游击战失败的根源进行剖析、总结说：
“国军对于游击战最大的迷思，在于最高统帅蒋中正及国军统帅部不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始终认为游击战纯粹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没有将游击战提高到政治层面的高度，而忽略了游击战比起正规作战，其更需要地方社会及基层农村的长期合作。”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不仅是军事行为，还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农村的社会改造，征收“统一累进税”是中国五千年税收史的创举，让我们回到半个多世纪前硝烟弥漫的敌后抗日战场，探访共产党人的聪明、才智。
晋察冀劳动英雄胡顺义以农民代表身份参加边区会议
无尽的血泪
1937年9月，一一五师政委兼副师长聂荣臻率3000余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河北阜平成立。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但在实质上又是‘农民战争’”，只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而为了动员占人口数量最大的农民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去，“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民国学者杨捷之在1935年9月《中国经济》中统计了晋察冀边区所在地河北的情况：以农村总户数为100，借款家数51；借粮家数为33。八路来之前，边区所在地农民需要负担高额地租，一般占收成的50%-80%。除了高额地租，地主还以高利贷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晋察冀边区盂平县杨家庄劳动英雄周二，八路来到边区前租种地主的十二亩地，打十石就缴了七石二斗租子。他到杨家庄不久，没吃的，全家快饿死了，给地主磕头磕肿了脑袋，借了六十斤山药。十八年以后，利滚利就滚成了一万五千斤。承蒙地主“老爷开恩”，叫他每年还一百大洋，一百斤山药。周二一家为了还高利贷，每天送工，背柴火，春夏秋冬忙个要死，收获的全给了地主。冬里他十多岁弟弟每天爬高山走险路，割柴火。每天天不明上山，天黑了才背柴火下山，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不足，干超过身体所能承受的农活，结果周二弟弟背被压驼了。同为晋察冀边区的劳动英雄胡顺义，与周二相似，为了还地主的租子，被迫卖了两个女儿。“卖盐的喝淡汤，当奶妈的卖儿郎”，杨白劳在旧社会中国农村是普遍现象。不仅如此，农民还要负担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
警捐、保卫团捐、防共捐、房捐、户口捐、船捐、驮捐、自行车捐、山猪捐、盐税、棉纱统税、面粉统税、火柴统税、牲畜税、牲畜附加税、契税附加税、矿产税、渔业税、转口税。其中烟酒税、牲畜税、果木税、屠宰税、麻税，税率都在30%—50%，其余地方税买鸡、买布也要税。⑵“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征税权被地主豪绅掌握，借此随意盘剥人民。小商贩赶集摆小摊，也还得给地主几角、几元，最高甚到三十元，租一片地。
还有超经济的剥削，五台山喇嘛佃户送租子去，数步一磕头，梵香烧纸。喇嘛来收租子，佃户得叫声“喇嘛爷来了！”每年六月十五，五台山六月大会，老百姓都要从菩萨顶大喇嘛的跨下钻过去，美其名曰“钻牌楼”。和尚喇嘛在某些地区，对农民的妻子，还享有“住夜权”甚且是“初夜权”。不过五台山的僧众极富爱国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改造、影响下，爱国僧众积极为八路军筹集军粮、提供武器、参加抗日队伍，还有利用佛教徒身份打入日军内部收集情报，最后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
45年新解放区农民积极参加减租、减息运动
薄赋税
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伊始，按照孙中山先生提出并立法的中华民国土地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
于1939年2月颁布《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
“一律按照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
以及：
“年利率一律不超过一分”
同时废除各种苛捐杂税，保留田赋、契税，设立新税种如入口税、屠宰税、烟酒税、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和棉花出境税等数种。
为解决财政问题，1939年3月边区公布《晋察冀边区村合理负担实施办法》，规定：
“按资产应得分数之计算法，每口平均资产不及五十元者不计分，在五十元以上者每五十元做一厘，五百元做一分，以上类推，零数不及三十元者不计，在三十元以上不及八十元者按五十元计，在八十元以上者按一百元计。”⑶
当时的冀中地区通过实行合理负担，使得各阶层纳税份额发生了变化，三县六村各阶层纳税占征收额情况如下——地主15.35%、富农35.53%、中农42.54%、贫农5.95%，商人0.1%。⑷从上可知地主、富农的负担占了财政收入的50%以上。
边区初期税收政策也出现免税点较高，纳税负担面只相当于边区人口的30%—40%，“负担面往往集中在少数‘有钱者’身上”，“征收合理负担因为免征点定的高,所以负担面比较小,一般在40-50%,其负担也比较重”；合理负担，在有些地方是凭估计不凭调查，“只是靠粗略的估计”，甚至出现靠贿赂干部以减少纳税。
边区初期的税收政策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出现地主、富农负担过重的问题，例如阜平一个县交粮的也不超过五六十户，其中的一户就交了几万斤。1941年前后，北岳区的地主负担，平均占到总收入60%以上，个别的甚至超过了总收入。由于负担过重一些地主逃亡到敌占区，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解决财政问题，边区政府发行“救国公债”筹措抗日经费。很多敌占区的人民，怀着朴素的民族感情偷偷的购买公债，支持抗日民主政权，公债一发行就被购买一空。还有就是没收汉奸地主财产的收入。除此之外，一些地主也是富有民族感情，面对日寇侵华的残暴，很多地主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八路军的抗日事业。涞源大财主王莆，大字不识一个，杨成武率部攻克涞源县城召开的士绅大会上一次就捐款五万大洋，抗战期间总共捐献不下十万大洋。冀中开明地主张春云（女）先生，八路打了胜仗，杀猪、烙饼慰问部队，还将自己看家护院的武器捐给八路，并动员子女参军。“救急不救穷”，单靠发行公债、捐款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必须改正以往的财税政策。
彭真于1940年2月25日致电聂荣臻、吕正操、贺龙、关向应并报北方局、中共中央：由于对粮食及经费支出缺乏有效的管理，边区粮食及财政问题现已极端严重，
“长此以往,在敌后根据地中财政首先上轨道之地区财政方面要破产”。（5）
1940年4月11日，毛泽东就此致电彭德怀，特别提到晋察冀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存在严重问题，
“全国十八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教训，不说别的就是聂区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⑹
可以说，批评是十分严厉的。
由下表可知边区政府靠向银行借款，发行货币解决财政问题，困窘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编总论》第538页
1938年9月毛泽东科学的预判出相持阶段到来所面对的困难，
“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丧失之后，国家财政经济必大现困难，没有新的有效的办法，便无以渡过战争的难关。然而只要实行新的政策，动员人民力量，便任何困难也能够克服。……在于实行一种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必须）将各种旧税改订为统一的累进税，并取消苛杂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⑺
根据党中央精神1940年2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在边区干部会议上着手全面征收“统一累进税”做准备工作。边区政府在晋察冀根据地选取了六个试验村（梁家沟、北庄、柏坡，五专署的三个试验村；漂里，平山县政府的一个试验村；定南某村，冀中的一个试验村；牛庄，边委会工作团的一个试验村），依据调查工作的要求和边委会公布的办法与细则进行调查，以一石六斗（市斗）谷（六成米）折一标准亩，以1.5富力为一免税点进行调查，测算根据地不同地区人民负担能力。
1940年8月30日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中，对于税收政策明确提出：
“实行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税（以粮、袜、钱三种形式交纳），整理出入口税，停征田赋，废除其他一切捐税；非经边区参议会通过，政府不得增加任何捐税。”
晋察冀边区政府总结了过去实行合理负担的经验，于1940年底先后制订了《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和《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培养各级干部学习统一累进税，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受训及从事调查的各级干部，三分区受训者近万人(9354人），四分区县区以上参加调查之干部1408人，村级的12040人，一分区政权方面的统计，受训者2790人，二分区第一批受训者2815人；雁北参加这一工作者1983人。估计平均每村有五人（如涞源）至十人（如四分区各县）受统累税培训和参加这一工作。各地并将训练班与实验村的研究联系起来，或单独进行实验村的工作。估计全区实验村在200以上。此外，分区，边委会、区党委又进行了将近六十个典型村庄的社会调查。⑻
北岳区当年完成统累税调查的村庄达到总数的73.44%,使纳税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74.45%。但凭估计定数字的村庄仍有17.67%,还有8.89%的村庄未做调查。而1941年已经受到日军很大压力的冀中地区，在其能够控制的6698个村庄中，完全进行了调查的计达4207村，占62.8%,未调查财产只调查土地产最的村占8.3%,只调查土地亩数的村占5.2%,不能调查单凭估计的占23%。⑼
1942年边区村干部计算统一累进税
经过详细调查研究，边区政府在征求各界人士意见后，于1941年3月1日公布了《修正统累税暂行办法》。统累税的征税单位是“富力”，“统累税之土地财产收入之计算单位，定名为富力”。按照1941年3月20日修正公布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
第一，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负担人口一般的要达到百分之八十。
第二，统累税分数以个人为单位计算,以户为单位合计交纳。
第三，统累税以钱、粮、秣三种形式交纳。
统累税征收后,田赋、营业税、烟酒税、印花税等停征。土地以标准亩来计算，以年产谷1石2斗之土地为一标准亩；自营地1个标准亩，折合1个富力；出租地1个半标准亩，折合为1个富力；佃耕地3个标准亩，折合1个富力。除土地外，各种资产以200元为1个富力，收入以40元为1个富力。以每人1.5个富力为免税点，负担面要求达到80%，每人超过1.5个富力以上的土地、财产和收入，按照不同的税等税率折算成分数。统累税根据收入不同分成十二等，与现在实行的所得税不同的是统累税征收资产税；对于投入到水利建设、工商业、合作社的资本，不征收资产税，只征收益部分税；免征家庭副业、私人畜养业的资产税和所得税；新开荒地不征税；但是地主转让土地、出租土地征收资产税，通过税收调节让地主把资金转向商业和工业上去，减少封建地租剥削，用经济手段削弱封建经济基础；对故意拖欠税款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条例。⑽
为了推进统累税的执行，边区采用各种宣传方式使统累税的征收深入人心。冀中某村晚间各团体召开小组会，以民主的方式，经过了全体民众，有组织群众向无组织群众宣传，吸取各阶层的意见；小学生、妇女识字班举行宣传游行，配合街头演讲，壁报上宣传统一累进税的好处，家庭街道识字牌都换上了拥护实行统累税的口号，妇女识字班以简短通俗的讲演配合深入家庭宣传；有的区县还动员起了文化娱乐组织，如一专区动员全专区的乡村剧团，歌咏队到处公演有关统累税的宣传剧；报纸也大力宣传统累税的好处；为了推行统累税边区文艺工作者特意创作了歌曲《报财产》，歌词唱到：
“人人都喜欢，笑容布满面，向着那审委会报告财产。村东里有麦田，村西里有菜园，存粮存款有多少，我样样报周全。不虚报来不隐瞒，争取做模范，得儿零叮哟哟！争取做模范。”
1945年春农民配合八路军反攻赶运军粮
各阶级对统累税的态度
统一累进税的税则符合“有钱多交、没钱少交”的原则。合理负担，在有些地方是凭估计不凭调查，而统累税一律凭调查不估计，一经推出便受到边区各阶级的欢迎。有人会说统累税计算麻烦，农民文化低不一定能算清楚，然而农民最熟悉农村，对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懂的很。很多大城市来到边区抗战的学生闹不清统累税计算法，冀中一个普通老头创造的“超额累进计算捷法”，比原税则所附的“富力十分对数表”应用起来要简便得多，群众纷纷采用。毛泽东说：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向群众学习、领导群众、教育群众。
统累税对于农民税负是极低的，据灵寿县二区任家庄村的统计，全村贫农62人，有23人纳税，平均每人年纳税额不足两元，相当于一人打一天柴的卖价。⑾很多在统累税纳税范围之下的穷苦人也积极纳税。冀中一个贫困老头原在减免税内，仍主动交税，他说：
“我打一担柴就完税了。”
易县一贫苦妇女，也在免税点以下，她却把纺线的工资捐给了政府。雇工们在税则上免了税，但盂县牛罗湾一个有土地的工人，本在免税点以下，自动报了一个“富力”，纳了税，觉得体面光彩。定县南宋村一个老太太，接到统累税分配的条子，就手扶拐杖找到清会店当伪军的孩子要钱，
“你要是中国人，快给我钱。”
他儿子手下没钱，只得借了几十块钱给他母亲去纳累统税。老百姓自觉纳税最根本的原因，用易县靠山庄一个年轻媳妇的话最能解释清楚，她背了四十八斤公粮，绕过敌人的炮楼，爬过封锁沟送到根据地，交完税后说，
“这是为了咱们自己，应当应份的！”
老百姓知道缴纳的税都是为了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不仅普通农民、工人拥护边区征收统累税，地主说：
“共产党真是有能人啊，想出这么好的法子。”
行唐南伏流大地主1941年日寇扫荡主动组织维持会，并当了会长，结果日寇将其女儿、儿媳全部强奸，现实使其惊醒掉头抗日，这样的地主在边区不在少数。易县、满城、冀中各地，逃亡敌占区的地主搬回了边区，而且后悔说：
“要早知道边区有这么好的政策法令，我们早就回来了。”
××区地主苗培荣过去逃亡至敌据点南泉村，根据地实施统一累进税后，他不堪敌寇之横征暴敛，便举家返回故乡，自报了财产。随后将其敌占区的两个儿子也招了回来。灵邱东河南村地主白轩、卢巨卿等，自愿为统累税工作昼夜奔忙；平山县政府开办统累税训练班，有地主自带粮食要求参加。
征收统一累进税不是一帆风顺的。村干部为了本村的利益故意瞒报、少报收入。田赋、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救国公粮等取消，合并为统累税。征税范围缩小了，地主完全交得起税，他们想出很多方法来逃税或偷税。让别人借耕一块土地，条件是收取一笔现金借款。借地者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在一定时期内对借来的土地拥有支配权，在协议因期满而终止时，土地所有者归还借款，收回土地。把土地占有量降低到能够应付统一累进税的程度以下。
冀中五公区一个名叫李建亭的地主因不愿缴税，便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将土地暂时“转让”给同宗里最穷的一个亲戚，由他来耕种，而土地仍属于自己。因为土地转让的税率也很低，成本远低于李建亭自己纳税，又因为穷人交低税或免税，所以穷亲戚也乐得多了土地自己耕种。这样一来穷人就成了富人逃税的同伙。地主分散土地占有权，把土地划分给自己的儿子们。还有的地主伪造土地证件，以“显示某些土地已经抵押、出租、出卖或者已交出去了”。还有地主让自己的儿子参加八路军，因为军人家庭在税收和其他待遇方面能够得到特别的优待。
路线、政策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面对问题以边区政府先对村干部加以教育，树立优秀村干部典型，带动、影响其他的村干部。盂县一个村农会主任，是个贫农，纳十分统累税，每年踊跃先交，还不断动员别人早交纳。每个区干部负责检查、督促几个村子的统累税的征收。普通老百姓发明了简便易于计算的征税办法，在巩固区征收统累税基本上是个技术工作，巩固区征税每年都是百分之百的完成，并不怎么困难。但在游击区（1942年，游击区占全边区80%），征收、保管统累税是需要付出鲜血的。
徐水县长刘萍同志，被日寇包围后，用枪打死了几个敌人，最后他要自杀，枪弹已尽被俘。敌寇汉奸先则利诱，后则加以无法形容的酷刑，刘县长不曾有一个字的口供。他愤怒的宣布敌寇的罪状，日寇给他水、粮，说：
“鬼子的水和饭是脏的！”
绝食十天，光荣殉国。在刘县长民族大义的感召下，伪工作人员偷偷与我方联系，提供情报。三专区专员张冲，把自己骑的马腾出来驮公粮，自己也跟民兵一起到游击区去背，这一举动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情绪，人们说：
“民主政府一心一意为咱们，咱们还不快快缴纳！”
群众监督，组织群众到邻村学习、考察税收执行情况，并与本村实际情况做比较由评议委员会评议、计算，最后把分数列榜张贴，再请群众公评，如有不服的，还可以请政府复查，复查不服，可以请各级民意机关（村代表会，县议会）公开评议。涞源一个老头子说：
“要是从前丈地报产，当区长的不知道要吃多少钱、发多少财！这会，民主政府造统累税，区长什么也不落，还差点累坏了！可这地亩、人口倒是弄了个清清楚楚。”
还树立缴纳统累税的开明士绅（地主）典型，以带动其他地主。
1940年边区农民选举能为人民服务的村干部
纵死侠骨香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唯一把权力深入到农村的，村级干部是党的执政基础，也因此牺牲也最大。为了适合游击战的特点，抗日根据地的征收的税收都保存在税源所在地，村村有粮站、村村有仓库,可以到处取给,不误需用,还节省运输费用,减少损失，征收的税收由当地村干部保存。
村政权的干部一律不脱离生产。某村抗联会主席女干部郝秀金（她那村子处于敌人三面包围，离堡垒只有半里路），历年反“扫荡”反“蚕食”，都是她领导群众转移，摧毁伪组织。1943年敌人突然占领了这个村庄，到了黑夜里，天下大雨，她领着民兵冲进村里，抢出了几万斤公草。第二天，又独自爬回村内，带出文件。在敌占区我党为了避免损失，还积极开展两面政权斗争，对于日寇征粮采用“不给、少给、添点”，真正的糊弄洋鬼子。
一次，深南北黄龙据点向附近村庄不分大小，每村要钱1万元，小米1万斤，数量太大，各村一致不交。敌再次催要，区里便将全区
群众组织起来，每人持一红灯组成红灯阵。数千人的红灯阵包围了北黄龙据点，各村联络员到据点报告：
“八路军很多。”
日寇自动把钱粮数量减少但各村还是说：数目太大，一再讨价还价，实在不行，再添点，最后每村只拿了一两千元，就应付过去了。但日寇也不是笨蛋，为了掠夺粮食这个战略资源，用种种的办法残酷对待干部、群众。
唐县小长裕村粮秣主任顺子,为了保护公粮、被敌人用刀在头上片片削刮以至骨头格格作响，后又被敌人用火周身围烧以至皮肉焦烂,他咬紧牙关,半句不哼。临死时大骂汉奸并正告敌人:
“是中国人就不能让你们抢去一颗粮。”
边区妇女也表现出高昂的民族气节，五台,××村村长老婆被敌人木棒拷打,最后用铁钳夹住乳头牵着走,以至痛死过去,而没有说出任何藏公粮的地方。完县北清醒村长李景堂被敌人用冷水灌肚，死去活来，始终不屈，临死时犹大骂汉奸，高喊：
“我死也是抗日的村长！”
团结村工会主任张金山在敌人百般拷打后，带他回村时坚决不去，高喊：
“杀使杀,砍便砍,决不走了！”
而从容殉国。截止到42年有三千七八百个区以上的干部光荣的牺牲或被捕了，村一级的就更多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群众想尽办法与日寇做斗争。
井陉敌人在边区征税时，强迫人民把粮食送入它的“新民粮库”美其名曰“代为保管”。群众就想出一法，放出消息：
“八路军三十六团到井陉来了，任务是等日本人集中粮食，一下子就抢走，不集不抢。”
伪县公署闻讯大惊，下令防口、北径、赵庄岭三个伪大乡暂不集粮，并把夏季强征的麦子分存各伪联保处，防八路军抢走。这样一来，边区税务干部就趁势全面突击，完成了统累税的征收和粮食的运输，还把伪联保处的麦子弄来了一部分。后来，边区征收运输完成后，日寇要粮了，老百姓就赶快坚壁粮食，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军和民兵到矿区和堡垒附近打了一夜，天明我军已走，小作等村民，就向敌人报告，
“八路军把粮食抢走了，你们不下去打，现在粮食一点也没有了，请皇军救济吧！”
敌伪到各村检查，各村砸了些破瓮，街里撒了好多谷，敌伪信以为真，不得不假慈悲地说：
“八路军太凶，没法子的！你们人命还好好的，当时不集粮了，以后呈报石家庄司令部救济吧！”
定唐县13个村，“敌要粮590039斤”，由于反勒索斗争的开展，“支应数仅为9049斤”。
为了把粮食交给边区政府，游击区群众创造了很多办法，如市场汇兑、老太太装走亲、接力式，长流水式，节节高式（沿村传送一类的办法）……人们说：
“民主政府和八路军舍命为咱们办事，一年交这么一点子，要不想法交到，那还有良心么？”
为了摧毁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信心，日寇对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举起屠刀。
田家村一个十三岁的小孩被敌人用刺刀刺穿手掌,后又钉在门板上,而始终未暴露我方一点秘密。冀中反扫荡中敌人两次包围安平羽林，毒打被围群众，强迫群众指出抗日干部，结果没有一人出头指认。最后日寇恼羞成怒，拉出一个十二岁的小孩严刑拷打，他的母亲在旁边大声叫小孩“不许说”，敌人将小孩的母亲拖向另外一个地方，母亲还边哭边喊：
“孩子可别说呀，咱娘俩要死，死在一起，也不能留骂名。”
孩子被日寇打的死去活来五次，终未吐露一字。日寇无可奈何，只好说：
“没法子，老百姓都是八路军的。”
生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大丈夫当如是！
统累税伟大作用
边区纳税负担面北岳区在80%，冀中在90%。41年，完成统累税数占分配数的72.19%。1942年占94.02%，44年，许多群众自动多交，有的地方突破百分之百！⑿这些数目里面，包含着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蕴藏着烈士的鲜血。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编总论》第538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边区财政自从41年开始征收统累税向银行借款比率逐年降低，42年借款虽然占财政收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是粮食价格也上涨了，统累税的征收确实改善了边区财政状况。
边区工商征收所得税。规定除去人畜的消耗，每户又除二千元的“免税点”，征税35%。1943年执行结果，负担占总收人8.38%。44年争取工业品自给，又再把税率减低为3%——30%，又明令矿、铁、造纸、火柴、盐……等免税。在城市，商店又征收极小小的营业税，而工商运输税率仅1%——1.5%。⒀
参加边区会议时杨耕田参议员（右）与士绅参议员交谈
工商业资金是免税的，而地主出租土地，便要缴纳财产税（土地），这促使地主将资金转营到工商业。阜平王快镇地主顾老寿，抗战前收租六十四市石，还开3个小药铺，主要靠吃租过活。抗战后好多地主逃到山里坐吃山空，顾老寿却还开药铺。有人对他说：
“打仗的年头还嫌钱吗？即使赚钱也得合理负担你！”
他说：
“赚了钱就不怕负担，即负担一定是挣钱了，越负担的多发财越大。”
统累税实行，给他鼓励更大，就扩大药铺，改为走药行，一年就挣钱-百万元以上，成为王快镇上头一家。他说：
“这不是咱自己的能力，抗战前我还年轻、有力量，为什么不能发财呢？今天这是共产党给咱们的福利，政府实行了保护政策（指药材泡制免税），跟着共产党走准没错。”
因为统累税规定投入到合作社的资金免收资产税，地主将资金投入到合作社。阜平地主孙乐山与顾老寿经历相类似，他曾当过东北军军、师、旅、的处长，青岛水上警务所警官，减租前全家收租三十一石租，减租后收二十二石租。征收统累税后1943年收回三亩地自耕，在劳动英雄胡顺义帮助下劳动，同时将三万多资金投入到皮革厂和合作社。当选为阜平县议员，晋察冀边区参议员。
到访过边区的国际友人对统累税评价极高，英国电信专家林迈可先生说：
“在行政方面，他们精简人员百分之五十，而工作效率并未降低，因而使得他们得以减轻税率（统一累进税）的征收。这是组织工作上一个很大的成就。和我谈过这个税制的所有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一种公平合理和管理得很好的税制。”
印度授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考察晋察冀时说：
“中国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在三三制和统一累进税中表现的再明白没有了！”⒁
不仅国际友人给予统累税的征收极高评价，1941年日寇的一份情报报告指出：
“与合理负担税收政策相比，统一累进税政策更加一致，它增加了阶级性和促进了税制的反封建性质，同时增强了有生气的抗日力量，使贫农和中农的力量大大地得到了加强。”⒂
据北岳区35个村统计,1937年到1942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为:
“地主由占有全部土地的16.43%下降到10.17%,富农从21.92%下降为19.3%5。同一时期,贫农由占有土地的17.92%上升为19.37%,中农由占有土地的41.6%9上升为49.17%”
另据冀中区五县六村的调查,
“地主富农所有的土地占总土地的比例,1937年为44.6%,1946年土改前夕为16.4%；相反地,贫农中农及其他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则由1937年的55.%4上升到83.6%。”
土地占有的变化表明党在敌后根据地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减租、减息，征收统累税，组织合作社等在不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成功的削弱了封建经济基础，为日后彻底的摧毁封建经济的土改打下了基础。
党的政策使占边区人口最大的贫雇农生活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农民手里有了土地勇于向土地投资，增加了粮食产量，改善了生活。阜平是河北著名的贫穷地方，往年一到春初，人民便饥饿无粮，眼巴巴等待着树叶充饥。老百姓把杨树叶叫“杨大人放账”，抗战前为争杨树叶而打架的事也是常见现象。往年，人民赶集总是带着糖菜饼子，而到了四五年抗战结束前带的是黄米干粮，以前每人每年穿不到一小匹布，到1944年是平均每年两小匹布还多了。美军观察组陆登少校，曾在阜平城厢集上看见农民拿着一大把、一大把的钞票，买很多东西回家，他惊叹不止，赶紧拍照留念。也正因为中共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才能动员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抗战，也就赢得了中国的未来。
统累税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支援了抗日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封建经济，还有另外一个伟大的作用，用易县靠山庄年轻媳妇的话，
“这是为了咱们自己，应当应份的！”
让一群曾不知道国家、民族为何物的普通农民知道自己身上对这个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
本文资料选自：
⑴《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台湾国史馆编辑2015年出版第366页。
⑵⑷⑿⒀⒁《晋察冀人民翻身记》晋察冀人民斗争史编辑部1982年版第9页、第102页、第113页、第117——118页、第110页
⑶⑻⑽《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4-财政金融篇》魏宏运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出版第153-154页、第457页、第355-358页
(5)《彭真年谱》第一卷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147页
⑹《毛泽东经济年谱》顾龙生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46页
⑺毛泽东《论新阶段》
⑼孙元范《关于统一累进税在晋察冀的实施》《解放日报》1942年8月10日转引自《资源的集聚与分配：华北村庄在近代以来权力下延中的变迁》唐海华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112页
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统一累进税研究》刘雅娟著太原理工大学硕士论文第44页
⒂《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瑞典）达格芬·嘉图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67页未见标注的见《晋察冀抗日战争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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