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文革”期间，周总理见主席很难吗？

  

 

 

前些年，可以看到不少讲述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原因的文章。比如，年龄太大，糊涂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等等。有一篇出自于官方媒体人的文章比较引人注目，该文称，一位开国元勋在1982年有过一次重要的政治谈话，其中有一句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连总理见毛主席都很难，主席能不犯错误?”

 

不管那位开国元勋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但说“文革”期间周恩来很难见到毛泽东，则不符合历史事实。

 

据《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6》记载，在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中，周恩来见毛泽东的次数最多。不过，自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院治疗后，见毛泽东次数最多的则是邓小平。同时还有必要提一下，在那段时间，周恩来毛泽东的联系，还有很多是通过文件、信件进行的。总之，两位伟人在“文革”期间，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下面就以1973年1月至3月为例：

 

1月2日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各地参观场所不要请中外参观者题词、留言和提赞扬意见的指示，起草中共中央通知，指出：“毛主席指示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我们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中央通知于一月四日发出。

 

同日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通称“四三方案”）。这个方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批准实施的大宗进口成套设备方案。

 

1月初 圈阅周恩来一月一日报送的外交部、国家计委《关于同日本谈判建设中日海底电缆有关问题的报告》。五月四日，中日海底电缆建设工程协议在北京签字。

 

1月7日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各地批林整风情况的报告。

 

1月12日 圈阅周恩来一月十一日夜关于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来访事宜的报告。报告说：蒙博托总统到来两天，他多次提到想见主席。今（十一日）晚蒙博托的演说，有些见解可以一阅，现附上。蒙博托本人也说，他有些话要与主席面谈。

 

1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蒙博托，周恩来、姬鹏飞在座。

 

1月23日 审阅周恩来起草的外交部对美国关于基辛格访华口信的复电稿。

 

2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阮维桢，周恩来、张春桥、姬鹏飞在座。

 

2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

 

2月15日—19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十五日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2月16日 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会谈情况。

 

2月17日 晚十一时三十五分至次日晨一时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基辛格，周恩来在座。

 

3月6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听取姬鹏飞有关外事情况的汇报。会前，周恩来对毛泽东谈了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的安排等。

 

3月9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稿，批示：“同意。”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邓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3月10日 阅周恩来请假治病的报告，批示：“同意。”

 

3月26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会见喀麦隆总统的报告。报告说：昨晚与喀麦隆总统会谈两小时，谈得尚好。已与他谈好只他一人拜会主席，日期时间由我们定。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周恩来在座。

 

3月2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邓小平谈话。毛泽东同邓小平握手时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毛泽东问起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说：“等待。”这是毛泽东同邓小平分别六年后的第一次会面。晚九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参加。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3月30日 阅周恩来报送的三月二十九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议事情况的报告。

 

“四三方案”、发展中美关系和邓小平第二次复出，都是“文革”期间的大事，也可以说是对后来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的大事。三件大事的开展与推进，充分说明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工作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多次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评价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时说道：

 

“毛泽东致力于加快历史前进的速度，周恩来则善于乘时乘势。”

 

基辛格的评价，大抵可以说明毛泽东和周恩来各自的特点。周恩来善于从毛泽东尽快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战略高度来理解毛泽东的每一个决策，很多时候都参与了制定；同时更善于作为一个忠实的执行者处理好每一个细节问题。在发现涉及决策层面的问题时，周恩来还特别善于化被动为主动。他们这种长期的相知互信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作家权延赤的《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与周恩来长期的相知互信关系。《人民网》文史频道推介此书：

 

“本书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作者深入采访了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机要秘书、军事秘书、外事秘书、警卫人员、医护人员、服务人员等，获得了最详细具体、鲜为人知而又生动鲜活的第一手材料，通过三次预见预言、四次痛哭、五次发脾气、六个办公室、周恩来与酒、衣食住行、休息与娱乐、夫妻之间、毛泽东与周恩来、周恩来逝世全过程的深情描述，塑造了一位至高至圣、至情至性、大智大勇的‘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该书有这么一段：

 

“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得其反？”（见该书第21页）

 

该书还有这样的内容：

 

“周恩来与毛泽东先后去世不久，社会上起来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其实，抬高周恩来是假，想否定毛泽东是真。”

 

“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还‘高’得了吗？一位老同志曾感慨地说：‘还是邓大姐看得深，看得远啊！’”

 

“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见该书第340页）

 

邓颖超的话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毛泽东、认识周恩来、认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认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仍有重要的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