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16日，肖明华烈士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隆重举行。回顾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的热血情怀，感受学习他（她）们为国为民献身革命的坚定信仰和无私忘我的崇高精神！
1948年，肖明华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图 / 受访者提供
1950年4月，在解放军发起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的攻势的前夕，中共“台湾工作组”（简称“台工组”）成员送出的《台湾兵要地志图》《海南岛防卫方案》《舟山群岛防卫方案》等一批极为机密和重要的军事情报，被组长于非送到了总参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手中。但李克农的心情却异常沉重。他预感到，这可能是那批赴台执行任务的地下工作者送出的最后一批军事情报了。因对岛内敌情及相关水文、气象资料缺乏准确掌握等原因，1949年10月解放军发起的金门战役遭到失败。惨痛的教训，使高层对渡海作战的艰巨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根据中央军委“不惜一切代价获取台湾和大陆沿海岛屿的军事情报”的命令，李克农作出了缜密的部署。多名中共地下党员被秘密派往台湾，执行任务。他们有的来自军队，有的来自地方，分属不同单位，共1500名。全部名单，只有李克农本人掌握。其中，就有来自冀中军区敌工部、于非和肖明华领导的“台工组”。
1946年11月，北平师范学院（1948年11月恢复北师大校名）在北京复校开学。经由老师台静农介绍，原院长、时任国文系主任黎锦熙批准，24岁的肖明华从位于四川江津白沙镇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转学至此，开始了最后两年的大学生活。于非，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系心理学专业，是肖明华的哥哥肖明柱的莫逆之交，肖明华对他敬若师长。他在北师大教育系任教授，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冀中军区敌工部的领导下从事北平和华北地区的军事情报工作。于非告诫肖明华，多看多听多想，凡事审慎。“但是一旦看清了，认定了，就应该果断地选择自己的朋友和道路。”他给了肖明华一小捆书，有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陶大镛翻译的东欧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和施存统翻译的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普及版，都是当时书店里不容易买到的。他还要求肖明华，不要轻易出头露面，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1947年9月27日，经于非介绍，肖明华加入了中共冀中军区敌工部，在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48年7月，经过组织批准，大学毕业的肖明华接受了国立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台静农的邀请，来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和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两份工作之间，为了便于隐蔽，她选择了后者，同时，在台湾《国语日报》兼职。不久，于非被人告发策划组织学运遭到追捕，被迫转移，也来到台湾，在《国语日报》担任了副总编辑。在为于非接风洗尘时，他的老友、《国语日报》总编辑梁容若告诉他和肖明华，通过报社的新闻交换渠道，他们可以看到国共双方的新闻文稿。梁容若还透露说，现在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江河日下，估计国共双方相持的局面，不久即有大变。
于非和肖明华最迫切希望的，是接上组织关系。他们接连向不同的联络点发出密信，请求指示，但都没有得到回音。在此情况下，他们决定，先按照在北平、天津组织学生运动的方式，从发动群众入手，积蓄力量，为未来的工作做思想和组织准备。正好，台湾省政府社会处负责人鹿鸿勋想在社会上举办一些讲习班或者讲座，以扩大影响。经由过去的一位学生牵线，于非借此机会，以社会处“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名义，开办了“实用心理学讲座”。讲座开办以后，参加者踊跃，多为从大陆来的外省人。长期坚持听课的学员，稳定在60人左右。于非等再通过谈话，筛选、培养了一批追求进步、向往民主自由的社会骨干。在于非的影响下，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理想、信仰和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有了深入的了解，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独裁统治更加深恶痛绝，都期盼台湾早日解放。在听课者中，《国语日报》的责任编辑林军，原来是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工部派来执行任务的，但与组织许久联系不上。他经过多方考察，判断于非和肖明华都是自己人，于是向他们挑明了身份。在于非、肖明华和林军等人的组织下，以参加讲座的骨干学员为主，成立了“台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台新盟”），下边按行业和地区分为21个学习小组，开展进步工作。因为联系工作，于非和肖明华频繁往来。两个单身男女出入对方住处，很引人注目。此外，于非虽已通过《国语日报》办了“国民身份证”，但由于没有固定住所，不能申报正式户口，在军警宪特突击检查时多有不便。有战友建议他们俩，办一个假结婚，以策安全，同时能给秘密工作提供一个掩护的据点。但是，于非在大陆早有家庭，其妻吴乃筠与肖明华也很熟悉。对此，两人很是踌躇。战友劝说，为了党的事业，这可以说是必须付出的一种特殊代价。肖明华表示：“为了党的事业，如果组织决定，我可以服从。”
在于非和肖明华的领导下，“台工组”做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工作。1949年6月，于非离台经香港前往北平。在北平，他见到了中央情报部秘书长邹大鹏和另一位负责人罗青长。于非带来了《关于台湾蒋军兵力概括》等重要军事情报。这是他藏在随身携带的旅行箱盖的夹层中带回来的。情报由肖明华书写。她选用一种既薄且软、不会发出响声也不怕浸泡的上等棉纸，用一种画工笔画的、笔尖极细又较硬的“七紫三羊”狼毫小楷毛笔，每晚紧闭宿舍门窗，在灯下密写。字写得工整清晰，一笔不苟，这对于眼睛近视的她来说，是异常吃力的。邹大鹏和罗青长肯定了他们前段时间在台湾的工作，传达了上级“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获取台湾和大陆沿海岛屿的军事情报”的指示，要求他们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从现在起停止组织社会活动，全力以赴做好军事情报工作。于非带着上级的指示精神，回到台湾向肖明华和其他成员做了传达和部署。大家研究后确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国民党军内部。经过严谨细致的工作，他们与国民党军内部的人员建立了工作关系。1949年12月到1950年1月，于非与肖明华领导的“台工组”活动进入高潮，连续6次报回了重要的军事情报资料，还获取了《海南岛防卫方案》和《舟山群岛防卫方案》这两份特密军事情报。一天，在“国防部三厅”工作的内线十万火急要求同于非见面。他汇报，三厅有一份绝密材料，是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精心绘制的《台湾兵要地志图》。该图为十万分之一比例大小，台湾的地形地貌，大到一座山、一条河，小到一棵独立树、一座独立屋，都标识得清清楚楚。尤其重要的是，该图对日军占领时期修建的防御工事做了精确标识。正因为如此，对该图的保管措施十分严密。地图收藏在一间两道铁门的房间里，只有三厅作战计划处的三个参谋可以接触，其他人看图必须由参谋总长批准。两把锁的钥匙由三个参谋轮流分别掌握，必须两人一起行动才可开门看图。现在，这位内线正好轮值保管钥匙，更凑巧的是，管另一把钥匙的参谋这几天有私事不能值班，私下把钥匙交给了他，让他代管。于非自然知道这份情报的重要意义，机不可失，他让一位“台工组”成员以记者的身份带着全套照相器材尽快赶来，内线则与警卫部队疏通好。三人顺利进入了收藏地图的房间里。12张分图拼成的全图几乎铺满了一面墙。他们花了两个小时，用莱卡相机把地图的整体和局面一一拍了下来。但第二天冲出底片一看，图像文字都不够清晰。肖明华经过细致的考察，事先选好了一家中型照相馆，是本地人新开的。12月下旬一个周末的晚上，内线再次获得了一个人值班的机会。他将地图偷出来，驾着军用吉普，带着扮成军官的于非等人，来到这家照相馆，以军情紧急为由，许以重酬，要老板连夜拍摄。整图拍一张，分图各拍一张，都是12吋的规格，边冲洗，边晾干。凌晨4点半左右，拍摄工作全部完成。于非和战友小心地把晾干的软片按顺序排列，在两片之间垫上一张棉纸，包装妥当后，放进一只很大的军用皮包。此时，在门外警戒的肖明华突然发现，一个骑车人朝照相馆驶来，车架上还驮了些东西。她立刻发出预警，于非等人迅即拔出手枪。骑车人在门口用闽南话叫出照相馆老板，把车架上的一篮水果交给了他。原来，这是照相馆老板的一位乡间老友。警报解除，大家按计划安全撤离。
蔡孝乾，曾用名蔡乾，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1924年在上海参加革命，1934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敌工部部长，1946年秘密返台，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后曾逃脱，第二次被捕后仅7天即叛变。蔡的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国民党按照他所提供的名单线索，共抓捕了1800余人，经审判，处死1100人。其中，就包括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以及负责与他专线联系的女共产党员朱枫。1月31日，在警察系统中的“台工组”成员郑臣严、王隆煜等被捕。但这个信息没能被“台工组”及时掌握。2月4日，两个陌生人上门来找于非。一听敲门声不对，肖明华立刻让于非从后门避走，并且没有她的亲笔通知，不要回来。2月6日是个星期一，肖明华照常去师范学院给学生上课。这是她上的最后一课。深夜11点，她在宿舍被捕。她说要带件衣服，镇静地从后院取回了搭晾在竹竿上的旗袍，向战友发出了最后一次报警。肖明华被捕后，最早拘禁在台北西宁南路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3月25日，与她一同被捕的哥哥被保释。她则被转到台北市青岛东路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关押。在这期间，于非在内线的周密策划掩护下，成功脱险离开台湾，历经艰辛安全返回大陆，把本文开头提到的几份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了组织。肖明华被捕后，受尽酷刑，坚不吐实，没有泄露任何机密，没有涉及一人一事。曾在《国语日报》做过排字工、后到“内政部”调查局（即中统的变种）做勤杂工的小刘，亲眼看到肖明华被捆吊在梁上，双臂双手多处骨折，昏去醒来后，什么话也没有，只是轻蔑地一笑。虽然受刑后一度无法梳头，肖明华仍然用伤残的双手，艰难地为三个侄子侄女一人织了一件毛衣。在278天的牢狱里，她用一支铅笔头，在仅有的一张纸上，写下了30篇纪事，连同标点符号共计669个字。
8月30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沙包上生青草，白云，蓝天。
9月24日：夜梦缭乱，心境较宁……昨天的事仿佛已过了许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却又好像发生在昨天。在失掉自由的日子里，“时间”的观念已不复存在。9月24日，是最后一篇纪事。之后，直到就义的45天里，不知何故，再无片言只字。
11月8日晨5时许，台北青岛东路军法处看守所东所的几间囚室的灯同时打开。肖明华和同案的三名“台工组”成员被押下楼。军法官宣布，因“共同意图以非法手段颠覆政府且已着手实行”，他们被判处死刑。肖明华平静地在一张木桌旁坐下，在两张十行纸上，用一支秃毛笔，给其兄肖明柱和嫂子梁御香写了一封遗书。遗书用笔平稳，字迹秀美如常。
柱哥、香嫂：请您们不要过分地哀伤，千万要保重身体，健康第一。害您们受冤枉罪，我很不安。我相信您们很快会自由的。我很平静，我祝福你们和孩子们安好。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她在台湾吧。祝福您们，祝福父母。千万不要哀痛，好好地健康地生活吧！也只有如此才能慰我九泉之心。一定啊！
当日，肖明华就义于台北马场汀刑场。行刑时，她拒绝跪下，高呼口号，往上奔跑，倒在沙丘顶上。死时年仅28岁。1950年6月24日，台湾省警察学校训导员郑臣严、台北市警察局科员王隆煜、台湾省警务处科员林范、高雄港警察所警员龙亚电、高雄市警察局警员龙道典、方飞6人，以“叛乱罪”被处决。这是最早被杀害的一批“台工组”成员。
1950年春季，针对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惨重破坏的教训，根据中央的指示，李克农组织相关部门，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反省和总结。总结追溯了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的问题。随着地位的上升，他日渐骄纵，生活腐化，最终导致变节投敌，致使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巨大破坏，恽代英、蔡和森等中共优秀领导人被敌杀害。
人的思想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过去有过奋斗光荣，并不能确保后来始终如一，尤其面对腐蚀诱惑而脱离监督制约时，更容易出现蜕变。蔡孝乾主持台湾工委期间，正是利用台湾孤悬海外、上级难以监督的特点，而日益走向腐化。
即使是在严格保密的地下工作中，党组织也必须对每个成员尤其是负责人加强领导监督，并以政治信念凝聚成员，而努力防止信仰缺失。
国民党特务骨干谷正文，曾直接负责对蔡孝乾进行抓捕和审讯。他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谈到，他认为
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是严重的致命伤。
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待这场失败的。一天我把蔡孝乾和张志忠（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台湾籍）等几名被捕的台共负责人安排到同一房间里，想听听他们谈什么。张志忠一见到蔡孝乾就指着他拍桌大骂，你算是什么党的负责干部，从大陆回到台湾，你就贪图享受，腐化奢侈，诱奸小姨子为情妇，你侵吞1万美金的工作经费，天天上西餐厅吃早点，中午晚上吃山珍海味，吃过饭还去看戏，向那些有钱人炫耀自己，声称若给钱，台湾解放后就给予关照。张志忠足足骂了一个多小时，蔡孝乾开始还辩解，后来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张志忠被捕后蒋经国曾两次到狱中劝降，问他有什么需要可以帮助，他只是一句话，“没什么需要，只求速死。”他被判死刑时，拒绝捆绑，大步走向刑场。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授勋典礼。在1614名开国将帅中，同时获得3枚一级勋章（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每一枚勋章又分三级）者仅有144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李克农上将获此殊荣。授衔典礼后，接连几天，李克农的心情显得很沉重。他多次翻开一本老相册，看着照片中每一张熟悉的面孔，几次拭去眼角的泪水。照片里的人有的已经牺牲了，有的还在敌人心脏里战斗，还有的人吉凶未卜，生死不明。1962年，李克农逝世。在逝世的前一年，他带着病体走访看望了多位工作在隐蔽战线的老战士和牺牲者的亲属。在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中，他除了总结斗争历史外，还特别提到：“要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们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2013年，在北京西山的苍松翠柏间，建起了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广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毛泽东题写的诗词，镌刻在广场高大的墙壁上：
846位烈士的名字，不镀金、不描红，与大理石墙壁浑然一体。墙壁上还留有大片空白，等待着那些尚未找到的无名英雄们的归来。1982年9月11日，肖明华的骨灰，由其兄肖明柱护送，回归大陆，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90年代，她的嫂子梁御香从美国回来省亲时，每次谈及她都止不住泪流，赞她“纯真高尚，白璧无瑕”。于非从病床上爬起来，参加了追悼会。当年，他完成任务后，随即回到香港，准备转往台湾。此时，组织上了解到“台工组”已遭毁灭性破坏，急电他终止行程。他再三请求赴台，但组织上断然令他返京。他一生执教，在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教授，还是教社会心理学。在肖明华墓碑的正面，写着“肖明华烈士之墓”。碑身后，无任何生平与事迹的记载，只刻着于非所书的三个大字——“归来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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