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有光丨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忆侦破“国民党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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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有光丨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忆侦破“国民党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
2019-08-20
【编者按】本文作者孙有光，系公安部原中央保卫队保卫员，曾经参加侦破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国民党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时任侦察科党支部委员、侦察分队分队长。他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这篇真实而珍贵的“暗战”回忆文章。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案中破获了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张东荪实为国民党大间谍，为美蒋藏匿多部掩护电台并提供给秦应麟的“天津特别组”，还多次提供重要情报，给我党和国家特别是志愿军赴朝参战造成重大损失，实属罪大恶极。但毛主席从大局考虑，提出对他宽大处理。这对于社会上有人造毛主席的谣言，说张东荪是因为少投了毛主席的票才被处理，是一个客观事实澄清和有力驳斥。
1950年2月26日破获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国民党保密局直属北平潜伏台”计兆祥案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命令计兆祥按照他给台湾保密局总台发报的手法，使用他原来的潜伏台，发电报警告训斥该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你吹嘘的神乎其神的万能潜伏台被我们侦破了。你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就亲自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你好好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你们丧失八百万军队逃到海岛，你们阴谋策划的新“皇姑屯事件”已彻底破产；你们吹嘘的“万能潜伏台”已被破获。这种种教训你还不接受吗？寄人篱下，好景是不会长久的。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既往不咎，奖功折罪；率部归来，立功受奖。我李克农保证你安全。发报人，是你新提升的少校台长计兆祥。” 毛人凤收到电报后气急败坏地连声大叫：“再派人建台！再派人建台！”当天，毛人凤正在为派遣人选着急的时候，保密局的行动组织“技术总队”参谋长曹亚夫向毛人凤推荐了该总队中队长、老牌军统特务秦应麟,并介绍说秦应麟1935年参加国民党 ，1939年参加特务组织后，成绩优良，来台湾前已将电台、密码本埋藏在北平，潜回时可不带电台。他家在北平，还有两个亲戚在天津开设草药房和西药店，均可以为他作掩护，并说秦应麟智勇双全，是最合适的派遣人选。毛人凤当场表示同意。第二天，毛人凤就把秦应麟召去谈话，说秦应麟熟悉平津情况，要他潜回平津，组建“天津特别组”。秦应麟当时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毛人凤立即任命秦应麟为“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中校组长。毛人凤吹嘘秦应麟此行为“党国敌后工作能否开展成败之关键”，让秦应麟做个潜伏计划。秦应麟经过筹备，拟定了“潜伏计划书”，并提出了一些要求。毛人凤根据秦应麟提出的要求，给他配备了曾在保密局总台工作过的孙毓清担任报务员，对他们专门进行了密写和密码使用的训练。发给他们四本密码本及活动经费——13两黄金、4320块银元，谈妥联络办法后，命令他们3月中旬离开台湾。离开台湾时，毛人凤还亲自为他们饯行。秦应麟在舟山群岛的定海县停留期间，又吸收了他在技术总队的部下刘景惠参加了该组为通讯员兼译电员。1950年4月初，秦应麟等三人搭乘技术总队的帆船由定海县偷渡，在江阴县登陆，经上海、徐州等地，于4月7日抵达天津。三人本拟在天津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处立足潜伏，但与卞树棠没有联系上，又不敢在天津久留，即于8日潜回北京，来到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家，拟在卞书兰家建立电台，开展活动。秦应麟很快又覚得该处交通繁忙，易引起注意，遂变更计划，另觅立足之地。秦应麟吸取了以往潜伏组、潜伏台被破获的教训，采取了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一是组、台分开，秦应麟本人匿居北京市区，将电台架设在远郊农村，情报组隐蔽在前门外某货栈，情报人员与电台不直接发生关系，由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负责中间联络；二是秦应麟与其妻子卞书兰分开居住，都用了化名秘密联系；三是联系的人都必须是情报组人员的亲戚和故旧，这样以亲友名义接触有利于隐蔽。 根据这些条件，他们在北京又发展了国民党流散军官钮益培（刘景惠的内弟）参加了该特务组织。秦应麟取出电台后，经过刘景惠的妻子介绍，在钮益培家建立电台。钮益培自称其家在城郊农村偏僻处，极易掩护电台。架台地点确定后，由钮益培掩护卞书兰把电台运至他家，并用矿石收音机天线伪装掩护。他们自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随即于1950年5月28日，秦应麟开始向台湾保密局总台正式通报。由于他们用的是大型电台，远郊电源不足，与农民争电，秦应麟恐怕在这个地方发报时间长了，因用电问题，被人发觉，便于8月初再度潜回天津，企图在天津近郊电源充足的地方，寻觅新潜伏地点架设电台长期活动。
空中发现彭振北，地上查找秦应麟
1950年3月初，我情报部门获悉：保密局批准派遣技术总队中队长秦应麟、报务员孙毓清潜来天津组建“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进行情报破坏活动。6月底，我军委某部监测台发现京、津地区有一署名彭振北的潜伏台向台湾保密局总台联系，密报：“宋时轮部携苏式80吨重型坦克和喀秋莎火炮入朝”，破译出来上报了党中央。党中央批转给公安部。7月初，公安部监测台又截获保密局批准刘景铨、齐北光分别为彭振北潜伏台上尉通讯员和上尉组员的情报。杨奇清副部长看了情报部门送来的综合材料后，随即召集调查研究处长李广祥、副处长苏宇涵、侦察科长曹纯之、副科长程润之等处、科领导开会研究立案，布置侦察。他指出：“彭振北潜伏台已在着手发展组织，刘景铨可能是真名，要从空中地上全面开展工作，查寻彭振北潜伏台的架设地址及其与秦应麟的‘天津特别组’是否有关。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公安部监测台确定，彭振北潜伏台不在天津。在丰台测出有异常声音，但由于我们错误地判断敌潜伏台不可能架设在农村，我监测台就没有向远郊展开搜索，侦察科也只在市内访查，没有向远郊农村布置侦察工作。虽然我监测台每天都能从空中截获敌台的收发电报，但在地上却没有找到彭振北潜伏台架设地址的任何线索。7月中旬，从空中发现彭振北潜伏台向保密局报告汇兑经费的办法。杨奇清副部长抓住这个战机，组织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北京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和河北省公安厅的领导人研究敌情。大家一致认为彭振北潜伏台可能与“天津特别组”有关。于是，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布置了对秦应麟的调查搜索工作。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在调查中了解到华北军区管训队被管人员，原保密局涞源组分台分台长罗世运和报务员项艺，1949年9月谈过秦应麟解放前的一些情况：1946年国民党保密局成立涞源组时，秦应麟任组长，1948年8月平、保战役吃紧时，全组逃到北平，12月该组撤销。该组特务在北平有家的，有胡振远、李庆生。根据此线索，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配合下，从户口方面着手核对。我（时任侦察科党支部委员、侦察分队分队长）和侦察科副科长成润之带领一组侦察员查到原涞源组随组通讯员胡振远原住北京市西单保安寺胡同18号，北京解放后，逃往何处不详。侦察队队长甄子周和侦察科主任科员刘高义带另一组查到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现住北京市东城乃兹府街郭宅，与其婶母住在一起，常跑天津、上海买卖中西药品。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对卞树棠布置了跟踪监视，希望能从他那里找到秦应麟的妻子，以便进一步发现秦应麟的行踪，搞清彭振北潜伏台是否就是“天津特别组”。河北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的布置，对秦应麟当过组长的保密局涞源组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调查，掌握了该组全部人员的名单，进一步了解到：秦应麟，河北定兴县人，现年36岁。1946年国民党保密局成立涞源组时任组长，活动于涞源、阜平、易县和定兴一带。搜集过毛主席住在阜平城南庄的情报。致使保密派遣飞机轰炸城南庄，企图杀害毛主席。1948年8月，平保战役吃紧时，秦应麟率全组人员逃到北平，12月该组被撤销。1949年1月初，秦应麟接受保密局北平站副站长吴宗汉布置的任务，组建保密局宛平潜伏组。秦应麟领了电台经费后即下落不明。这与在押犯罗世运、项艺的交代以及我们调查的大同小异。河北省公安厅还查明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也是河北定兴县人，约30岁，在涞源组辗转逃亡期间帮助转运过电台，现住北京市东城区乃兹府街10号院南屋，化名金太太。于是，我们派人对化名金太太的卞书兰进行了跟踪。在跟踪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时，发现她与前门外某货栈的一些人联系密切。据分析，这可能是一个情报组。接着，我们对该货栈中与卞书兰接触频繁的李慕仁（秦应麟的旧日党羽）、梁锡增（刘景惠的连襟）、李光琴（秦应麟的故旧）等也进行了跟踪监视。 这时，天津市公安局也查到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曾在天津市德康药房和锅店街老太和药店当过跑街伙计。经过这一段调查，对秦应麟及其重要关系人的情况掌握得越来越具体。8月中旬，特情报告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情况：有人在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家曾经见到过秦应麟8月初从天津来的信。根据这一情况分析，秦应麟潜回京、津地区无疑。正当我们对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和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等跟踪调查期间，台湾保密局连续发来电报通知彭振北潜伏台说，由香港商人王永祥送来1000美元到天津老太和药店交卞树棠转。这几份电报，把案情大大向前推进了。从已掌握的材料分析，可以初步断定彭振北潜伏台就是秦应麟“天津特别组”的化名。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就是彭振北潜伏台同保密局商定的转款人。控制住卞书兰、卞树棠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秦应麟。然而，就在案情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却找不到卞树棠了，使侦察一度陷入了困境。李广祥处长和苏宇涵副处长，冷静地分析了敌人的送款电报，估计卞树棠可能到天津接款去了。于是，通知侦察科，立即派出得力的侦察员去天津，配合天津市公安局组织寻找。在天津市公安局的配合下，果然很快在天津德华医院找到了卞树棠，并继续跟踪。 在跟踪卞树棠时发现，他和一个自称药商的“胡振远”多次联系，这个自称“胡振远”的人约三十五六岁，而我和成润之等在北京西单保安寺胡同18号查到的涞源组的胡振远只有25岁，两人年龄相差较大。这个自称“胡振远”的人中等个儿，有点发胖，长圆脸，小眼睛，厚嘴唇，脑门上有三条抬头纹，面貌特征与罗世运、向艺交代的秦应麟很相似，听口音也像是定兴人。估计这个“胡振远”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查找的秦应麟，于是对他布置了跟踪监视。这个“胡振远”非常狡猾，反侦察能力很强。8月16日，我们发现卞树棠去中原公寓找“胡振远”。当天晚上，侦察员去中原公寓查了一次店，第二天这个“胡振远”就搬到福源旅馆去住了。22日，“胡振远”从天津乘慢车回北京，到丰台，他对检查人员说是去保定，他拿的也是到保定的车票，车到高碑店，“胡振远”突然下了车。由于我们侦察员是新手，以为他到保定才下车，没有准备，对其失去控制，不知其去向。侦察员到保定立即会同保定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和保定地区公安处组织力量查找。8月27日，侦察中发现香港来的商人王永祥已将款交给了卞树棠。有了这个证据，28日，杨奇清副部长指示将卞树棠秘密逮捕，突击审讯，问秦应麟的下落。卞树棠供出：“胡振远”就是秦应麟的化名，真正的胡振远现在甘肃兰州。当问到秦应麟的去向时，卞树棠交代：22日秦应麟发现有人跟踪，就潜回北京。他到丰台，还怀疑有人跟踪，不敢直接回北京住处，就潜逃到河北省定兴县城东韩家庄卞树棠的表叔张福东家，写信委托张福东到天津找卞树棠问香港来款之事，还让卞树棠取到款立即回北京与他见面，并速告胡振远在兰州的具体地址，秦应麟准备逃往兰州。问到接款的事，卞树堂交代香港商人王永祥带给他的是中南银行的汇票港币6000元，折合人民币2955万元（旧币）。他已委托在德康药房的师弟李惠远从人民银行取出。卞树棠还供出“天津特别组”通讯员刘景惠（即保密局来电报中批准为上尉通讯员的刘景铨，“铨”是“惠”之误），组员钮益培（即保密局来电报中批准为上尉组员的齐北光，是刘景惠的内弟）孙毓清、钮益海四人均住在北京东郊通县垛子村钮益培家，并表示秦应麟的电台十之八九就在那里。根据卞树棠所供秦应麟夫妇在北京分别居住的两处住地、情报组及架设电台的地址，杨奇清副部长分析，在农村开展侦察工作，侦察员很难隐蔽，指示立即破案。9月1日晚，北京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参战的侦察人员统一由李广祥和苏宇涵指挥，兵分三路开展行动：一路由曹纯之带队去乃慈府街逮捕秦应麟、卞书兰；一路由成润之带队去前门外某某货栈逮捕情报组人员；另一路由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有恒带队去通县垛子村逮捕报务员、译电员并搜查电台。曹纯之等当晚就抓住了秦应麟、卞书兰。成润之等到前门外某货栈，事前已掌握那里潜伏着四个情报员，但只抓到了李慕仁、李光琴、钮益惠三人。成润之等回到侦察科说，梁锡增外出，没有抓到。曹纯之说，梁锡增是河北省某县梁各庄人，赶快用电话通知河北省公安厅去缉拿。成润之立刻给河北省公安厅打电话，请他们派人去抓。到通县垛子村去搜查电台，逮捕报务、译电员的张有恒副局长等，因报务员孙毓清等已于8月31日接到秦应麟的报警信，当晚即将电台拆卸埋藏在钮益培家，9月1日早晨逃跑。所以，到通县垛子村去搜查电台，逮捕报务员、译电员的张有恒副局长等扑了空。9月2日早晨，天快亮的时候张有恒副局长回到沙滩东高房3号侦察科，慌慌张张闯进我们住的中院北房中厅，喊着：“老曹，老曹，快起来坏了，报务员、译电员跑了，电台没有搜查出来。”当时我住中厅东间，曹纯之住西间，成润之住西房北间。因为我们抓捕秦应麟等回来，躺在床上还没有睡着。曹纯之说：“我们都累了一夜了，你也到后院接待室休息一会吧，天明了咱们再给杨部长汇报。”张副局长说：“你在说梦话，天明了，部长叫你们汇报战果，你们完成了任务受表扬，我没有抓到敌人，让敌人跑了，又没有搜出电台，这岂能不挨批评吗？” 曹纯之说：“敌人跑了，就不在庄上，天气这么热，他钻进那一望无际的庄稼地里，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你到哪去找他们呀？天明了我们先给李广祥处长汇报，看他的意见如何？”“张副局长说：“好，我听你的，天明了，你一定要帮助我追捕这几个特务分子。”曹纯之说：“你放心去休息一会吧。”9月2日早晨，我把张有恒副局长带到东堂子胡同28大院，他把去通县垛子村没有抓到敌报务员、译电员，没有搜出电台的情况向李广祥处长、苏宇涵副处长作了汇报。李、苏处长请示杨部长以后，又从正在侦察国际间谍李安东案的侦察组抽调了一部分侦察员，出动了六辆小汽车，配合张副局长去通县垛子村逮捕报务员、译电员的原班人马，到垛子村附近的庄稼地里拉网似的搜查。六辆小汽车在各路段循环围追堵截。直到晚上才在垛子村东南方，距离垛子村十多里路向天津方向去的公路边庄稼地里的一棵大树下，抓到了刘景惠、钮益培、钮益海（钮益培之弟）。根据他们供出的地址，当天夜里在市区就抓到了报务员孙毓清。河北省公安厅也于当天抓到了梁锡增。至此，全案主、从犯十一人全部落网。从钮益培家搜查出“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CMS美制特工电台收报机、发报机各一部，收发报登记簿各一份，密码四本“天密”、“美密”、“毓密”、“安密”，波长呼号表，电台零部件，特务身份证明书以及履历表等多件。 从乃兹府街10号卞书兰住处，搜查出蒋介石、陈诚、毛人凤发给秦应麟的特务委任状三件，来往电报底稿179件（收100件，发56件，待发底稿23件）。其电报种类包括人字（内部人事）、情字（军事情报）、治字（政治情报）、经字（经济情报）等四种。秦应麟的“天津特别组”`从5月28日开始与台湾保密局总台通报，到8月28日被侦破，前后三个月总计与台湾通报达156次。逮捕秦应麟之后，我们在乃兹府街4号院秦应麟的住处没有搜到什么罪证，但在钮益培家搜出的美制CMS特工电台引起了我们注意。因为美制CMS电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海军的制式装备，一般的潜伏特务使用的都是小型的美制直交流15瓦电台。秦应麟的“天津特别组”怎么会使用这么大的电台？他的这种大型电台是从哪里取来的？我和曹纯之、成润之、刘高义，按照杨奇清副部长和李广祥处长的指示，把秦应麟带回机关，连夜对其进行审讯：“秦应麟，北京解放前，你是保密局涞源组组长，是对我们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进行罪恶破坏活动的老特务。并搜集毛主席住在阜平城南庄的情报提供给毛人凤。致使保密局派遣飞机轰炸城南庄，企图杀害毛主席。你早知道，我们对反革命分子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蒋介石树倒猢狲散时候，你不来向政府登记，立功赎罪，反而逃到台湾，继续当特务。这就是你不知悔改，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铁证。这次你又潜回北京、天津组建‘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收集我军政情报，向台湾保密局发送。你犯下了滔天罪行，再不翻然悔悟，老实交代，你将和‘保密局直属北平潜伏台’台长计兆祥一样，受到严厉惩办。”秦应麟一听历数他历史和现实的罪恶，又听到他将和“北平潜伏台”台长计兆祥一样，受到被抢毙的严厉惩办，当即满头冒汗，扑通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说：“我老实交代，彻底悔过，认罪伏法，请求长官宽大。”秦应麟哆哆嗦嗦地说：“事情要从头说起，自从人民政府侦破保密局‘北平潜伏台’之后，李克农命令计兆祥给毛人凤发电报，当时保密局的校官以上特务，正在局部开会。毛人凤收到电报暴跳如雷，并连声大喊大叫：‘再派人去建台！再派人去建台！’美国顾问包瑞德也十分颓丧。我们坐在外屋听的人，都提心吊胆，互相嘀咕，这一下不知道又轮到谁去送死了。我们见得多了，定了谁潜回大陆，谁就得去，如果不去，就会被立即处死。去的不是登陆时被击毙，就是登陆后被活捉。就算勉强潜回到北平、天津，也免不了被共产党侦破逮捕。因此，大家都怕轮到自己的头上。就在第二天，毛人凤突然把我叫去，说我是老手，有经验，叫我潜回平津地区建台。我哪敢说不去。如果说不去，我不是当时就找死吗？我表示服从命令。毛人凤很高兴地对我说，用万能台对付共产党我们失败了，还得用你的老经验，组、台分开，分散隐蔽比较妥当。我说；我的报务员项艺已被共产党逮捕，我又不会报务，是个困难。毛人凤说：‘你在平津关系多，走时带个报务员去，你隐蔽起来，幕后指挥情报员、通讯员、报务员和你的旧关系活动，就万无一失了。’我又说：‘我原来的电台，罗世运、项艺被捕后已被共产党收缴了，咱们带电台到大陆去的都失败了，这个事怎么办才好？’为这事毛人凤皱了眉头，在屋里来回转个不停。当时我想如果电台解决不了，我就可能不去了。这时候美国顾问包瑞德说话了，经过翻译，大意是：北平解放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那里有五部电台，美国战略情报局撤出北平时，把这五部电台交给张东荪掩护起来了，你到北平可以找张东荪要一部，归你使用。我用来收发报的电台，就是从张东荪家取出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专用的美制特工CMS电台。”成润之说：“你还掩盖什么？那四部美制特工电台你还没有交代哪里去了？”秦应麟答：“我不掩不盖，我彻底向长官交代。要是那四部美制特工电台张东荪没有转移，就还在他家放着。” 成润之拿起纸笔递给秦应麟，说：“给你纸和笔，你把那四部美制特工电台存放的地方，及你们‘天津特别组’的所有成员，包括电台的报务员、译电员和前门外某货栈的情报员、通讯员的姓名、年龄、籍贯、面貌特征写清楚。这是给你赎罪的机会，懂吗？”秦应麟很紧张地把电台存放的地点及“天津特别组”的人员情况写了出来。曹纯之、成润之看了以后，又传给我和刘高义看，我们看后认为他写得还算实在。最后，曹纯之又对秦应麟说：“给你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对你这样的老特务，只有彻底认罪伏法，才有希望得到宽大处理。你回到禁闭室，把你自己和你同伙的历史罪行，彻底交代。除此以外，把你知道的别的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情况也都写出来，才是你为自己提供量刑的证据。”根据秦应麟的交代及我们调查的情况证实：秦应麟的母亲年轻时，在张东荪家当过奶妈。秦应麟小时候跟着他母亲在张家长大，以后两家关系一直很好。秦应麟的母亲被辞退后，每年还带些农村土特产品到张东荪家住些日子。根据这些情况，李广祥处长和苏宇涵副处长与河北省公安厅商定，经过做工作，让秦应麟的母亲按照她往年的惯例再回到张东荪家，与我们的侦察员相配合，对张东荪家进行秘密监视，并了解电台存放的地点。秦应麟的母亲，到张家很快就发现了电台藏匿的地点。我侦察员经过秘密摄影留证后取回。张东荪除给美国战略情报局掩护五部电台，并将其中一部提供给秦应麟的“天津特别组”给保密局发报使用外，还给秦应麟提供：“宋时轮部携苏式80吨重型坦克和喀秋莎火炮入朝”、“聂荣臻部两个半师开往山海关”、“新乡、郑州三列车军用装备运往东北”等重要情报。罗瑞卿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和杨奇清副部长把张东荪以上的所行所为，及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的张东荪派亲信王正佰给美国驻香港领事馆送情报的事，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毛主席说：“张东荪也是反革命”。周总理说：“张东荪在解放后还给美、蒋掩护电台提供情报，这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但由于张东荪1949年初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起过有益的作用；1949年9月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为主席团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毛主席又说：“张东荪的问题虽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杀、不关，把他养起来”。张东荪多次给美、蒋提供情报，给我党和国家特别是志愿军赴朝参战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这在我党历史上对于反革命分子这样宽大处理，也是绝无仅有。1951年全国第一次评定工资级别时，还给张东荪定了行政三级（与彭德怀等元帅同级）。同年，他被免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73年6月2日在北京病逝。从破获“天津特别组”缴获的秦应麟潜伏台与保密局来往电报稿和秦应麟等被捕特务的口供中，可以看出，保密局当时主要是密切注意我党、我军有无进军台湾的迹象和抗美援朝的动向，也希望了解中苏关系、高级民主人士与起义投诚人员的动向，以及物价、金融、币制等方面的情况。他们更希望得到我党和国家军政重要领导人的面貌特征、住址门牌、车牌号码及参加重要活动的信息，以供保密局的行动组织“技术总队”特务行刺之需。秦应麟这次从台湾被派潜回大陆前，就是保密局行动组织“技术总队” 的中队长，他是经过重庆中美合作所训练出来的特务。他对行刺、暗杀，是内行。秦应麟潜伏台搜集情报的主要来源是从公开报刊和社会上的观察、传闻得来。仅有少数情报如：“宋时轮部携苏式80吨重型坦克和喀秋莎火炮入朝”、“聂荣臻部两个半师开往山海关”、“新乡、郑州三列车军用装备运往东北”等重要情报还是张东荪给他提供的。秦应麟是个很危险的行动特务。我们公安机关在该组立足未稳，尚未觅得更重要情报和搞更大破坏行动的时候即将他们打掉，对保卫首都，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抗美援朝运动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台湾保密局长毛人凤苦心经营并寄予极大希望的这次派遣潜入京、津地区活动，不到半年，就被我人民公安机关一网打尽。对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的破获，印证了在破获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保密局直属北京潜伏台”计兆祥案时，李克农给毛人凤的训斥电报中所提出的“你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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