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老工程师揭露：毛时代为何能反超美苏？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内没有技术壁垒，个人没有私心，更不存在金钱和利益集团，国外反动势力无法左右中国的发展之路，洋奴哲学遭到批判。

 

 

今天，当我们大叹创新之艰的时候，殊不知毛时代我们曾经在这方面赶超甚至反超过当时遥遥领先的美国和苏联！当然，因为起步的原因，这里说的反超是指科研速度以及创造的能力！  

前不久访问了一个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 ”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的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

 

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大革命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

 

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

 

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

 

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

 

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

 

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

 

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

 

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

 

彻底破除私有观念，使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

 

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

 

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

 

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

 

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

 

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

 

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

 

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主席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

 

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

 

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

 

这样在大革命期间，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华的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

 

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

 

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

 

 

 

而今的问题还在于，我们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

 

结语：毛时代的中国没有技术壁垒（指国内，对国外则保密度极高），个人没有私心，更不存在金钱和利益集团，国外反动势力无法左右中国的发展之路，洋奴哲学遭到批判。

 

从普通工人到知名科学家、学者，没有“贵族”“下人”等级之别，谁的意见对，谁提出的方案正确，就采纳谁的。这就极大的调动了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使科学技术的研发从最短的距离获得最佳的方案和意见。

 

同时，一个好点子，一项最新技术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得到推广和运用。如此便形成了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绩效。

 

综观全世界都不可能再有比这好的体制。回顾过去，当时的中国能够创造这么多、如此伟大的奇迹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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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号，转自“伟人传”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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