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民党军在敌后虎头蛇尾，不能善始善终？从根本路线上说，国民党的痼疾是每到一地，依靠的是当地士绅，而不知、不愿也不敢发动群众。早在全国性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
国民党军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也是其在敌后难于生存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军的腐败主要表现有：
■经商和吃空额
全国性抗战初期，蒋介石曾经提倡在军队办合作社。1942年9月，他在西安军事会议上说：“本来我提倡军队设立合作社的原因，为改良官兵生活，这种良法美意，应该推行尽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现在我们军队当中竟有借合作社名义经营商业，反作为营私舞弊的渊薮，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带，与交通冲要地区的部队为甚。”
军队经商很容易演变为武装走私。1940年，驻苏北姜堰的保安第9旅向日军走私粮食就是一个典型事例。1940年7月27日，新四军进驻黄桥。韩德勤命令保安第9旅张少华部进驻原税警总团陈泰运部的防地姜堰，严密封锁新四军的粮源。姜堰是粮、棉、油、盐的集散地。卡住姜堰，驻黄桥的新四军的粮食和生活用品都会发生困难。保安第9旅在封锁粮食的同时，将粮食走私给日军牟利。封锁粮食致使物价飞涨，当地老百姓乃至士绅商人都苦不堪言。陈毅、粟裕决定以此作为打击韩德勤的突破口。于是，在老百姓中很快流传起这样的顺口溜：封锁粮食“饿了老百姓，肥了韩德勤，难了新四军，帮了日本人”。陈毅还写信给清末举人、曾当过江苏省长的海安耆宿韩国钧，信中指出韩德勤此举是搞内讧，有“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的话。韩国钧回信道：“痛心之言，闻之泪下。……粮食问题，各地亦在恐慌之列，倘彼此商有办法，此事诚须妥筹也。”在老百姓和当地士绅商人的支持下，新四军于9月13日攻克姜堰，歼灭保安第9旅，解除了韩德勤不得人心的粮食封锁。
抗战末期，蒋介石曾经说：“我们最初开战的时候，乃可以一个师抵抗敌军一个师团，而到了后来，甚至六个以上的师亦不能抵挡敌之一个师团了！这就因为我们师的单位虽多，但兵员总是不能补充足额。事实上，各师缺额总是超过编制预定数之五分之一，或至三分之一，其能维持五分之一者已算难得的了。”
部队缺额为什么不补？回答是：中高级军官可以虚报冒领，吃空额。
国民党军这一顽症一直未改。到了1948年10月7日，正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克锦州外围要点义县，即将进攻锦州的关键时刻。这天中午，蒋介石问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军队无斗志的原因，徐答：“在上者经商，其次吃空额，其下离心离德，如此军队尚何言哉！”徐永昌所言都是蒋介石心知肚明、耳熟能详的弊病，因此，蒋介石听了毫无反应，心不在焉地对徐说：“我上海还有事。”何事？10月12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闻蒋先生日前亟亟到沪，十之八九因孔大少不法囤集（积）等问题，蒋夫人速（促）其解围云云。”
■赌博
1940年3月9日，蒋介石在参谋长会议上说：“现在有一两个战区一般高级将领，有一个极可痛心的恶习，就是欢喜赌博！要知道，敌人天天在研究如何来消灭我们的军队，如何来灭亡我们的国家。而我们不但不想方法如何抵抗，如何图存，反而天天研究赌博。如此不明大局，醉生梦死，真是只有做亡国奴的一条路！须知我们一上了赌场，赌友就成了自己的敌人，心中只想打胜桌上的敌人——赌友，哪里还有功夫去研究如何去对抗真正的敌人——倭寇。这个亡国的劣习，如果再不彻底涤除，你们不仅要被敌人消灭，而且要做敌人的俘虏！”
■吸毒
国民党军中的黔军王家烈部号称“双枪（指步枪和大烟枪）兵”。吸毒在部分国民党军中，尤其是在军官中长期存在。曾在冀察战区任新编第5军军长，后来投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收编为第3纵队司令官的孙殿英12岁开始吸鸦片。1947年在汤阴战役中被晋冀鲁豫解放军俘虏后，恶习难改，患烟后痢，不久病死于看守所。据曾经在东北军工作过的李欣回忆：“拿57军来说，军长缪澂流是个极端的贪污腐化分子。他抽大烟，讨小老婆，贪污军饷，喝兵血，无所不为。”据万毅回忆，曾在鲁苏战区第57军第111师第666团任团长的刘晋武，“是个老兵油子，他带着两个老婆随军，还抽大烟。他吃空额，喝兵血……他属于东北军中生活最腐败、政治上最反动的一类人物”。第661团团长孙维嵩也抽大烟。
■掳掠
据万毅回忆，1941年4月17日，“331旅旅长孙焕彩、333旅旅长刘晋武向（病中的）常师长谎报说，日照县民主政府不让民众送给养，是对111师策反朱信斋部的报复。常说：‘可以派人去催。’于是，孙、刘指挥所部，并纠集国民党保安16团千余人，于25日偷袭我驻沟洼的日照县委和县府机关，兰瑞生等8名同志牺牲，县大队第4中队全体人员被俘，此后又连续进攻我山纵2旅6团，大修碉堡，并写上‘安内攘外’字样，派兵四处抓丁抢粮”。
由于国民党军脱离群众，抓丁抢粮可以说是其家常便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表现尤为突出。1940年9月《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诸公电》指出，韩德勤部队“虐待民众，视同刍狗。敌至则放弃一切，逃溃劫掠；敌去则搜劫行旅，抢掠村舍，不遂所欲，诬告以汉奸；偶撄其怒，指为新四军间谍，于烧杀拷打外，处以活埋，煮以石灰者，江邑独多”。苏北就有这样的民谣：“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手下养有几万兵，只会欺负老百姓。”韩德勤部军纪之差曾经惊动了在重庆的蒋介石。不知蒋介石看到《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诸公电》没有，但他从情报系统获悉韩德勤部队“军风纪荡然”。为此，1940年11月4日，蒋介石致电韩德勤：“据报：‘苏北各部队自被击溃后，官兵全无斗志，军风纪荡然，且溃兵为匪，民不聊生。苏北民众反誉匪军为救民军，冀早日到达，而苏民困，诚吾人之奇耻大辱’等语。务望严整所部，努力争取民众同情，毋使匪伪有所借口为要。”
总之，由于国民党军依靠士绅，不发动群众，片面抗战，加之本身存在腐败的顽症，因此在敌后不能长期坚持，从而导致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在地缘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
（节选自《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何以战略被动》，《党史博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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