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 | 延安当年是怎么学习辩证法的

  

 

一、毛泽东对哲学的研究，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

 

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确进行中国革命的重要工具，并感觉自己对此掌握得不够，因此在长征到陕北后大力“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马列主义，而以哲学为主”。

 

他对哲学的研究，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亲历其境的美国记者斯诺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记》中描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几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1938年春，潘梓年出版了一本哲学著作《逻辑与逻辑学》，毛泽东对之感觉“颇为新鲜”，于是只用3天时间，就读完了该书。

 

与此同时，他花费很大的精力研究哲学问题。据郭化若、莫文骅回忆，1938年9月间，毛泽东约集他俩和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萧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十余人，召开哲学座谈会。“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探讨有关问题，如对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中的“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提出异议，致信说：“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对于陈伯达撰写的《墨子哲学思想》，毛泽东写信告诉他说：“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并两次详列了他的七点意见和三点补充意见，致信张闻天“请转伯达同志考虑……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毛泽东经常会在重大会议上讲矛盾观，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资料中记录，毛泽东说：“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有红白喜事……中国人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白喜事……中国人是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生出小孩来，是喜事……新事物的发生，变化，死亡，百姓们叫喜事。如果有人死了，会举行一个追悼会。当人们为痛失亲人而哭泣的时候，他们觉得，那也是一件喜事，实际上，确实如此。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妙。”这是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里的部分内容。

 

二、每天上午九点以前为自学，每周集体讨论一次

 

经过毛泽东的倡导和宣讲，在延安形成了研究学习哲学的浓厚气氛。

 

当时，成立了一些研究哲学的团体。颇负盛名的是延安新哲学会，从1938年夏天成立，一直持续到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它集合了当时延安的哲学家和主要学者，举办各种哲学报告会、座谈会和哲学年会。再如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毛泽东任会长，陈云任副会长，参加者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四五十人，它也坚持到1942年，主要学习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1940年，先后成立了“自然辩证法讨论会”和“自然科学研究会”。到1941年底，该研究会会员达330人。

 

团体之外，还有许多学习小组。如毛泽东组织的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黎平、叶子龙等。每周活动一次。每次总是毛泽东先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一起讨论。

 

杨超回忆说：“当时毛主席在小组中征求对他著作的意见，讨论时毫无拘束，就在他家中开会……我们在讨论中，有一段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阶段的论述，在会议中大家都敞开思想，发言踊跃。对主要矛盾阶段问题讨论中有人讲：‘主席，如果说有主要矛盾阶段，那么非主要矛盾阶段和次要矛盾阶段如何解释？’以后，主席就把这种思想概括在《矛盾论》中矛盾运动的形式、过程、阶段的概念中，充实了矛盾运动过程论的思想。”

 

张闻天在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后来中央文委、中央办公厅等机关的人员也都来参加，学习小组扩大成为一百多人的学习集体。“这个小组是依照艾思奇同志的提纲进行学习的。提纲是分章分节写的。艾思奇同志每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写一节。写完一节，就油印出来，发给全组的同志。”中央组织部也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陈云与李富春任正副组长。他们每天上午九点以前为自学，每周集体讨论一次。学习小组重点学习哲学，将《唯物史观》作为教材。

 

此外，还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哲学演讲。当时在延安的学者和培元、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王学文、王思华等都有大量的哲学演讲，他们有的讲军事辩证法，有的讲实际生活中的哲学问题，有的介绍中外哲学史方面的知识，有的介绍哲学方法。其后，这些演讲大都发表在延安当时出版的《解放》周刊、《中国文化》月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和《解放日报》上。

 

三、学习特别用功，都是那段时间学哲学养成的习惯

 

前所未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学习热潮，当然也对党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研习哲学成为全党的风尚。由于明确了哲学的重要性，所以哲学被列入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广大干部也积极参加到学习哲学之中去。

 

身经其事的郑校先回忆说:“1939年底我入军政学院学习，除集中上课外，其他时间主要就是阅读学院发的教材，自学时间较多。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书，很难读懂，要逐字逐句很费力地去研读、去理解，每小时只能读5页左右，等于是硬啃下来的。”

 

不仅在延安，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一样。1940年朱德在延安召开的学习大会上指出：我们是跟着延安走的，这里学什么，我们那里也学什么。教育学习，在抗日前线，辩证法大大地发展了;现在许多干部都能把哲学上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了。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中，认识客观实际、遵循规律成为许多领导人的共识。叶剑英就指出：世界上一切东西的发展都有它的规律性，获得这个规律要具有一个武器，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要把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运用在军事领域中，作为判断情况、下定决心、指导战争的法宝。在一定意义上，大规模的哲学学习为延安整风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很多党员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也在这种学习中大幅提高。陈云的话很有代表性，他后来多次讲到：在延安那段学习对他帮助很大，自从学习哲学以后，讲话做事才有了唯物论、辩证法，可以说终身受用。李先念也是运用哲学武装自己的一个典型。1938年他入马列学院学习，“学习特别用功”，他说都是那段时间学哲学养成的习惯。

 

四、在《三国演义》里读到辩证法

 

在很多人看来，毛泽东的一部分辩证思维来自于《三国演义》。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境内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那天深夜，毛泽东来到借住的三湾村“协盛和”杂货店，他将床铺搭在简陋的柜台上，正准备躺下睡觉时，顺着微弱的灯光，偶然瞥见货架柜顶上放着一摞落满灰尘的书。爱看书的嗜好，使他将之取了下来。原来这是一套线装本的《三国演义》。顿时，毛泽东眼睛一亮，睡意全无。第二天一早便向店主借阅。就这样，这套《三国演义》伴随着他度过了在三湾的昼夜。

 

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还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将领开玩笑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是多么的喜爱。

 

毛泽东在著书立说、报告演讲、漫谈闲聊中，对《三国演义》烂熟于心，用起来几乎到了张口即出、信手拈来的程度。

 

在《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中，毛泽东看到了“符合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在周瑜和诸葛亮引用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俗谚中，毛泽东读出了“自然辩证法”，用以解释生与死、祸与福、忧患与安乐、必然与偶然的统一；在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三大战役”中，毛泽东读出了“军事辩证法”，正确揭示了优势与劣势、强大与弱小、骄兵与哀兵、进攻与防御、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于人、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法。

 

《三国演义》是一部活的兵法，是一部形象的战争史。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是他读过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毛泽东指挥战争长达24年，“三国智慧”时常萦绕于毛泽东的脑海里，可说无役不与。他把《三国演义》用活了。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鉴之处。这也可以解释为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用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