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之子：父亲只是名普通党员，不是政治家

 

  

　　高岗之子：父亲只是名普通党员，不是政治家

 

　　一个偶然事件，让高岗的后人在沉默半个多世纪后开口。

 

　　今年中国海外抓逃行动中，云南原省委书记高严在列，一些媒体误报高严系原国家副主席高岗之子。

 

　　高岗的小儿子高燕生独家对话新浪网时表示，当时觉得既生气又可笑，还觉得愤怒，“时隔这么多年，还要将这不相关的脏水往我父亲身上泼，我觉得是有人别有用心”。

 

　　高岗生于1905年，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因“高饶事件”自杀。

 

　　作为高岗后人，高燕生并不像其他的“红二代”，他极少出现在媒体公众面前，“党是母亲，有事对母亲说，不要对外说，不要添乱”。

 

　　“父亲选择自杀，是性格所致”

 

　　新浪网：去年，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你和母亲参加;今年4月26日，在李作鹏、邱会作两位将军诞辰百年纪念会，多位红二代出席，你也参加了。相比于其他红二代，似乎很少看到你和家人参加这类活动?

 

　　高燕生：以往毛主席的诞辰纪念日我都会去。各种纪念活动，只要有时间，能去都会去，但从不希望有媒体报道。

 

　　新浪网：去年纪录片《习仲勋》中，与习仲勋同属中共陕北干部一脉的高岗首次以正面形象出现，你看了吗?

 

　　高燕生：我看过了，客观讲述了西北革命的历史，是一部实事求是的纪录片。

 

　　新浪网：看了之后有什么感觉?

 

　　高燕生：我觉得很有信心。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完人，如果一定要从一个点上把他给全盘否定，是不合适的，总要分个几几开吧?

 

　　新浪网：那你觉得父亲功过几几开?

 

　　高燕生：我觉得历史自然会有定论。从我和家人来说，我们觉得父亲用他的死，维护了党的团结。

 

　　新浪网：为什么这么说?

 

高燕生：他选择自杀，是他想保护大家，因而选择背负了许多不实之词，避免当时出现不好的局面，进而造成互相不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是起到了维护党内团结的作用。

 

　　新浪网：家人会提起父亲自杀的那段事吗?

 

　　高燕生：那是一段很沉重的回忆，家里人也不会提起。

 

新浪网：你能理解父亲的那个选择吗?

 

　　高燕生：他的那个选择，我可以想像得到。那是他的性格所致，他选择了牺牲，用自己的牺牲维护了团结。

 

　　当时正在筹备全国第一次人代会议，当他看到公布的各地人大代表名单时，发现许多在西北、东北一起工作的战友和同事未被选成代表，感觉他们受到了自己的牵联，内心非常痛苦。同时，在本应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中央会议上出现了许多让他不明白也很不理解的情况，又无法和别人说，也促使他选择了那种方式。

 

　　“他是个直率的人，不做任何掩饰。

 

　　新浪网：你说是性格使然，那你的父亲是什么性格?

 

高燕生：他是一个直率的人，不做任何掩饰。工作起来，他是不要命的。偶尔有空时，他也跟警卫员一起去打球、打牌。他的警卫员说过，打输了，他也要去钻桌子，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几十年来，曾在家里工作过的警卫员、公务员、驾驶员等都与家里保持着联系。

 

　　我母亲曾对我讲过一段亲身经历：当年在延安，她因工作原因随父亲一同到县里检查工作，没想到，到了老乡家各级领导围坐于炕上，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的很热烈，一杆旱烟袋传递着抽，谁也不嫌弃别人，随着讨论结束，会开完了，工作也布置完了。母亲感觉奇怪问父亲：你下来调研检查不见你在会上做报告?父亲讲：只有深入到群众中才能真正了解他们所思所想，才能比较客观的从实际出发制定党的方针和政策。现在，党中央也一再提，要我们的党员干部做一个能沉下来，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干部。

 

参观高岗故里

 

　　新浪网：你觉得父亲是这样的干部吗?

 

　　高燕生：抗战胜利后，我党派出了十万指战员和万余名干部出关到东北，到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林彪率百万大军进关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留在东北的独立师及各种地方武装还有三十余万人，短短几年发展壮大非常之快。当初我军初到东北时，东北就存在着黄克诚同志给中央报告中提到的“七无”问题，是什么原因使我党我军在短短的三年中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主要是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广大东北前线指战员极大的发挥了共产党员实事求是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1945年11月底，父亲根据到东北后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与陈云、洛甫联名给中央及东北局发出了“对于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东北工作的首要问题是，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随后，父亲带领广大指战员深入农村打土匪搞土改，发动广大贫苦百姓，为我党我军建立了稳固的后方根据地，确保了前方部队粮、弹、兵员的供给。1948年底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父亲又带领东北广大军民投入到恢复生产的工作中，为我军解放全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抗美援朝期间父亲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为和美军现代化补给拼保障，仅在东北地区就动员了六十多万农民参加担架队、运输队。参战初期运输补给十分困难，部队很难吃上熟食，父亲发现炒面可解决吃饭问题又便于携带，从第二次战役开始，国内就向前线供应炒面。为此，东北地区掀起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仅20多天的时间，就有400多万斤炒面送到前线。如果我们的干部沉不下去，老百姓和我们共产党不是一条心，就不可能在手段那么落后、环境那么恶劣的情况下，提供这么强大的后勤保障。

 

　　“从小我就知道父亲和别人不一样”

 

　　新浪网：父亲自杀时，你还没出世。你什么时候感觉到父亲与他人不一样的? 高燕生：父亲去世后，按照主席跟总理的指示，子女由国家抚养，一家人在生活上都得到了照顾。我们上学也没有问题。

 

　　高燕生：父亲去世后，按照主席跟总理的指示，子女由国家抚养，一家人在生活上都得到了照顾。我们上学也没有问题。

 

　　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有个叔叔，他配有枪。有一次我溜进屋子里，从枕头底下把他的枪拿出来玩，他看到大吃一惊对我说：这个你可不能玩。

 

　　我那时候啥也不懂，一直以为是派来保护我们的人员。直到成年后，我才明白，那不是保护，也不是警卫人员，按照我母亲的级别是不可能有警卫员的，那是来监管我们的人，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

 

　　后来我母亲讲，1959年庐山会议后，一些领导不让我母亲上班，并交给她一个提纲，让交代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还有与其他人的关系，期间，母亲经常受到呵斥，他们给我母亲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不按要求的提纲“写”，就不让过关，一关就是数月。

 

　　1962年，因《刘志丹》小说引发的“习贾刘”事件，母亲又被软禁起来。他们逼迫我母亲按照要求来写揭发交代材料，所写材料不满意，就不让母亲过关，并不断给她施加压力。虽然我那时还小，但是也感到了家里的紧张气氛。就这样，母亲又被软禁在家，直到事件结束。

 

　　后来文革爆发，我想去当红卫兵，不让。所以，从小我就知道父亲和别人不一样。

 

　　新浪网：除了不能当红卫兵，文革期间你们家还受到什么影响?

 

　　高燕生：当时红卫兵来抄家，父亲很多遗物都被抄走了。相片、纪念册、画报都付之一炬。存有的照片都是后来重新再找的。现在家里就只有些父亲用过的箱子、行军床。

 

       后来，我的哥哥姐姐因为年纪大一些，都被送到各地下乡插队，母亲也去了五七干校。那个时候我才十来岁，就在北京呆着，住在别人家里。当时，跟哥哥姐姐也联系不上，母亲也很少联系，只能偶尔发一封信件。一直到文革结束前，哥哥姐姐陆陆续续回到北京，母亲也回来了，一家人才团聚了。到后来我想去当兵，不过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我们当兵的，出身不好，当不了。“党是母亲，有事对母亲说”

 

　　新浪网：在党史二卷中，已经不再提“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而是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对于这个，你是如何看待的?

 

　　高燕生：历史总会逐步还原他本来的样子。比如说当时所谓的“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人，后来看都没有任何问题，都走上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岗位，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浪网：除了党史的变化，高岗的名字这几年也慢慢出现在公众面前。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高燕生：我母亲一直不遗余力的为父亲做着工作。但是我们还是循着组织程序来的。这些年，母亲也写过很多材料，都交给组织了。

 

在这点上，我们家里的态度是很一致的，党是母亲，有事对母亲说，不要对外说，不要添乱。这点觉悟和纪律性，我们是很清楚的。我们也很低调，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很多说是采访我母亲的，基本都是造谣。我感觉到现在整个的氛围在逐渐好转，我们很有信心。

 

　　新浪网：这种氛围的好转，也包括2005年官方允许你们更换高岗在香山的墓碑?

 

　　高燕生：我父亲故后，遵照毛主席指示，不火化，土葬，安葬在了万安公墓。当时立了个无字碑，墓葬证由公安部保管。文革期间，墓园及墓碑被毁坏，记得那年有海外媒体刊登了毁坏后的墓地照片，我向组织上反映，由我们家里重新修一下墓地，免得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拿这种事来攻击我们党。组织上同意可以重修，当修好后立碑时，组织上说，把碑立好，写上名字。我们就按组织的要求重修了墓地。

 

　　新浪网：前几年，你们亲属捐资在高岗的老家横山兴修了一所中学，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

 

　　高燕生：我父亲在临走之前，跟我母亲说过：“你好好的，不行就带着孩子回陕北去，陕北的乡亲会管你们的”。我经常回老家，20年前老家非常穷，我们也想为家乡做点事。加上母亲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们后代就捐资给老家盖了一所学校，学校命名崇德中学，也是根据父亲字“崇德”而来。

 

　　新浪网：你去过父亲以前工作的地方吗?

 

高燕生：去过。很多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对他的那份真情，使我感到很震惊。他们看到我，就是终于找到高岗后人的那种感觉。说起他，很多西北人、东北人都是怀念的。

 

“父亲不是政治家，他不夹私念”

 

　　新浪网：2011年出版的《高岗传》，是国内第一本有关高岗的传记，你看过吗?

 

　　高燕生：出版前，我没有看过。出版后，我看了，算是比较客观的。后来知道，戴茂林(作者)研究了十多年。

 

　　新浪网：作为家人，你们是否考虑过为高岗写书?

 

　　高燕生：这是肯定的，准备工作也是成熟的。不过要等合适的时间，我相信为期不远。我们只想客观还原历史，客观的反映高岗这个历史人物，在他一生不同阶段所做出的不同贡献。当然也包括他的某些错误在内。

 

　　新浪网：你如何看待你的父亲?

 

　　高燕生：我觉得他是任人唯贤的，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他不夹私念，所以才能做到任人唯贤。如果稍加留意所谓高岗反党集团里面的骨干成员，都跟他没什么瓜葛。除了张秀山，他的资历跟我父亲差不多。剩下的“五虎上将”中的其他人，跟我父亲既不是老乡，历史上也没有任何渊源。当然，中央后来也都重用了他们，因为他们确实德才兼备、确实没有问题，所以说五虎上将之类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张秀山于1979年1月被任命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分管全国林业、农垦、知青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张明远于1979年被调到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党委和行政业务工作，后又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赵德尊于1979年2月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郭峰于1977年被调回辽宁省财贸办复任副主任，后于1979年被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又于1980年担任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重要职务。马洪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等重要职务，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马洪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也是曾荣获过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大经济学家。

 

　　在战争年代，我父亲跟最不容易相处的两个统帅相处得都很好，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彭德怀。实际上，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完全是在工作上配合得亲密无间。经历过东北战场的人或者四野的干部，都很清楚。他们之间就是纯粹的战斗的情谊。

 

　　当然，父亲把主席和他单独讲的话、讨论的工作讲给别人听，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我觉得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不是政治家，他心中只有党和人民。

 

　　“红二代更关心百姓生活国家发展，更珍惜党”

 

　　新浪网：除了你之外，高岗的其他子女很少出现在媒体前，他们近况如何?

 

　　高燕生：我是最小的儿子，已经退休了。我的三个姐姐，大姐、二姐都是从医的，三姐是从事文学工作的，是个博士。不过现在都已经退休了。我的大哥是搞技术的，也已经退休了。大家都过着很平静的生活。

 

　　新浪网：听说你们都不是党员?

 

　　高燕生：除了我母亲，我们这些后代都不是，当时入党也比较难。 有很多人从形式上入了党，但实际行动上没入党。有很多人实际行动上入了党，形式上没入党，我就是这种。

 

       我曾经说过，我们这种人，骨子里就流着红色的血。我们跟共产党的感情是，砸断了骨头连着筋的感情，不存在党内党外的关系。

 

　　红二代这些人的前辈，是用自己的头颅鲜血赢得了这个江山，奠定了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因为上一代的原因，更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更珍惜这个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