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声渐渐隐去，刚刚解放的大上海，晨光熹微。
推开窗户，老百姓惊讶地发现：昨夜进城的解放军官兵露宿大街小巷，并没有打扰梦乡中的市民。此情此景，令他们在沉思中断定：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这一幕，发生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3年多以后。八年全面抗战，共产党以劣势装备越打越大，越打越强。随后几年，同样以劣势装备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这一切，绝不是历史的偶然。
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共产党靠“延安作风”带领亿万同胞浴血奋战，战胜日本法西斯，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中流砥柱的历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启示：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作风，将直接影响这个政党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展望强国强军伟业，我们不禁由衷感慨，年初习主席重回延安时，为什么语重心长地叮嘱全党全军：要不断接受“延安作风”的精神洗礼……
1、抗战初期，陕北窑洞里的共产党并没有吸引世界的关注
1935年的一个冬夜，瓦窑堡一间窑洞里。
油灯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此时，历尽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人数不到3万人。
这是一支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队伍，是一支衣衫褴褛甚至饥寒交迫的队伍。
抗战初期，敌我两大阵营，虽然都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战场对抗击法西斯的重要。可是，这支住在陕北窑洞里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吸引世界的关注。
国内的大批捐赠，像潮水一般涌向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重庆成了全国的战时政治、经济中心，吸纳了全国的财力。而共产党偏居延安一隅，穿衣吃饭都成问题。
国外的大批援助，都倾斜给了国民党。八年全面抗战，海外侨胞共计捐款13.2亿多元，侨汇高达96亿元。这些海外捐赠，绝大部分都给了国民党。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也普遍看好国民党政府。仅1940年，美国对国民党提供超过8亿美元和大量武器援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没有得到美援的一枪一炮。
抗战期间，甚至连苏联也将大量枪炮援助给了国民党政府。
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同样也没有将共产党这支队伍放在眼里。
然而，住在大城市里的国民党，和住在窑洞里的共产党，却在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中，地位与作用产生了鲜明对比。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将全国陆军整编成178个师，数量相当于侵华日军的3倍。然而，国民党正面战场22次会战，除台儿庄大捷等外，多以失利撤退告终。
我们不能忽视正面战场的一次次血战，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等国民党将领，带领官兵展现了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爱国情怀。然而，从整体上看国民党军队，有的打，有的撤，有的降，兵败如山倒。一年之内，2亿人口的国土曾相继沦陷。
与此同时，“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大捷、奇袭阳明堡等重大胜利。在1940年8月发动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日军遭到重创后惊呼：“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事实证明：在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在中国人民心中，中国共产党的名字，一天天响亮起来。
2、是什么改变了世界的目光，是什么决定了人民的选择
国防大学教授乔良的一篇帖文《鬼子投降前一个月，国共两党各自在干嘛》，文中有这样一组数据：
1945年7月15日至8月15日，沉浸在“灯红酒绿”中的重庆政府，仍然一片败绩：福建云霄县城沦陷、浙江金华县城沦陷、江西万安县城沦陷……在日寇锋芒已去、败局已定的最后一个月，国民党正面战场连丢18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敌后战场捷报频传：新四军收复扬中县城、八路军山东军区收复郯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收复山东武城县城……一月之内，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连夺16城。
“缘何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乔良分析认为，“腐败的作风锈蚀战斗力，是其重要原因。”
获悉不少援华军用物资被一些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走私倒卖，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怒不可遏，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措辞严厉地谴责这种贪污行为。贪污腐化的军队何谈战斗力？焉有不败之理？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具有鲜明两重性：既坚持了八年抗战，又腐败无能，一再丧师失地！”
相反，共产党的“延安作风”连国民党人士都为之赞叹。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前往延安考察，见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穿粗布衣、吃百姓饭，感慨赋诗：“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延安作风”不仅让人民看到了希望，也让世界看待共产党的目光悄然改变。
美国记者派西福拉斯在《1945年的延安》中写道：“如果预言说：在本年年底以前，延安会成为中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中心，也不算太轻率。”
作风连着人心。人心向背，影响着战争胜负，决定着政权兴亡。历史的镜鉴，就是对现实和未来的启迪。
3、从黄土高坡上的“关键少数”，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作家王巨才在散文《回望延安》中深情写道：“那是一个奋发的时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
贫瘠的黄土高坡，共产党人身上的“延安作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魅力？也许，旁观者的描述最有说服力——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周恩来睡的是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从中发现一种独特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称作“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中华民族的“兴国之光”。
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前来慰问抗日将士。毛泽东在窑洞前，用自己亲手耕种的蔬菜招待陈嘉庚，总共才花费了2毛钱。而在两个月前，蒋介石在重庆隆重设宴款待陈嘉庚，一顿饭便花费了800大洋。两相对比，陈嘉庚十分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斯诺和陈嘉庚，正是从“延安作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在共产党人身上。
延安革命纪念馆展览墙上，悬挂着当年被人普遍称颂的《延安的“十个没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叫花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的“延安作风”，与当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重庆作风”，恰恰形成了鲜明对比。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延安作风”宛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
一份1942年5月日本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重庆去的不到20％，投奔延安的则达80％。
“打断骨头还有筋，剥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剩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大批热血青年沿着泥泞小路，奔着宝塔山而来，汇集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延安，这座战前仅有3000人的小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1000多名知识青年到来……
4、“延安作风”的火种，给了共产党人“星火燎原”的力量
延安市北二道街，坐落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展馆内，悬挂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校训即是校风。抗大的校风也是“延安作风”的一个缩影，这所“造就成千成万的铁的干部”的著名军校，将“延安作风”的火种，源源不断播撒到广阔的敌后战场。
“抗大创建时‘一没教材二没校舍’，完全白手起家。”中央党校教授李庆刚说，“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抗大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这批干部奔赴前线，也将‘延安作风’带到了前线。”
抗大纪念馆负责人介绍，抗战全面爆发后，抗大办学达到了高峰期。抗大举办的八期学员班和12个分校共为抗战培养了10余万名优秀指挥干部。他们是十万粒火种，使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在敌后战场，哪里有共产党员，哪里就有“延安作风”。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是“延安作风”的宣传员、播种机。
冲锋，拼杀；流血，牺牲。从白山黑水到椰林黎寨，从东海之滨到滇西高原，“延安作风”燃起的抗日烽火在愤怒地燃烧……每一块根据地，都是一个“延安”的缩影。
“延安作风”就是共产党的作风。从左权、“狼牙山五壮士”，到彭雪枫、“刘老庄连82烈士”……每一个英雄名字背后，都是“延安作风”的生动注脚。
正是依靠“延安作风”的赓续传承，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越来越大，部队越打越强，从抗战初期的3万余人发展到抗战后期的120万之众，凝聚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磅礴力量。
5、有了“延安作风”，共产党才有顶天立地的本钱
延安市市长梁宏贤的办公室，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毛泽东为八路军120师指战员讲话的照片，带给记者深深震撼。
照片中，讲台上放着一个泛起锈迹的搪瓷缸，毛泽东棉裤的膝盖部位，是两个大大的补丁……作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作风，考验着一个政党的大是大非，决定了人民的立场和选择。
从国民党和共产党怎样对待两个“理财人”，人民看清了哪个政党值得信任——一个叫孔祥熙，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调查资料显示，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美元中，有8000万美元直接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此人一直陪伴在蒋介石身边，直到国民党溃败台湾。
另一个叫肖玉璧，共产党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1941年12月，肖玉璧因贪污3050元，被判处死刑。尽管他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全身有90多处伤疤。但法纪如山，共产党绝不给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从共产党和国民党怎样对待两个“杀人犯”，人民看清了哪个政党值得拥护——一个叫黄克功，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干部，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因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黄克功开枪把刘茜打死。事后，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愿戴罪立功战死沙场。毛泽东却为了教育党，教育红军，从严整肃军纪，将黄克功依法执行枪决。
另一个叫张灵甫，国民党高级军官。因枪杀妻子，激起了社会公愤，状纸直接递到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手中。在宋美龄的干预下，蒋介石下令交军事法庭严办，但最终又出面庇护，提前释放了张灵甫并委以重用。
一个政党，能不能有“顶天”的大担当，取决于有没有“立地”的本钱——人民的拥护与信任。正是依靠“延安作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最深厚的伟力。
6、抗战烽火见证，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主宰历史沉浮的，始终是既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人心之水”。人心向背，才是历史兴衰转变的深刻答案。
丘陵起伏，树高林密。记者一行来到陕西铜川市照金镇田峪村，一方已经半塌、被浓密的蒿草掩盖的旧窑洞，曾是当年陕甘边区领导人习仲勋受伤后的藏身之所。
抗战初期的一天，习仲勋骑马返回根据地途中，被敌人击伤。村民余得海将习仲勋掩藏在自己家里疗伤……“敌人悬赏80大洋捉拿习仲勋。习仲勋当时藏在我爷爷家，周围群众都知道，但没有一人去告密！”采访中，余得海的孙子余联盈告诉记者：年仅21岁便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一心为老百姓谋福祉，被乡亲们亲切称作“乡党主席”。他的伤情牵动着乡亲们的心，乡亲们悄悄送来自采的草药，对习仲勋的藏身养伤始终守口如瓶。
这并非特例。不论在延安，还是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建立了生死相依的鱼水深情。
1945年，新四军攻打淮阴城时，6万支前民工自发支援，奋战三天两夜，挖出了一条33里长的排水沟，赶在攻城前把淮阴城壕内的水统统放光，为新四军拿下淮阴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一心为了劳苦大众的共产党，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说。
相反，受贪污腐化影响，重庆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作风涣散，军纪败坏，同人民离心离德，这是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失利的重要原因。
1944年，国民党汤恩伯部40万军队抵挡日寇15万人进攻，结果不到1月便全部崩溃。据当时第一战区《会战之检讨》写道，汤部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其背离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7、接受“延安作风”洗礼，就是坚守我们的精神“根据地”
历史的硝烟早已远去。今天，我们回望抗战，一些被峥嵘岁月尘封的话语，仍然会敲击心扉，让我们丝毫不敢懈怠。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显得忧心忡忡：“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从“渐渐好转”到“渐渐放下”，多少王朝帝国、多少王师劲旅，最终没能逃脱“历史周期律”。70多年来，这一历史担忧，一直如警钟长鸣，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共产党人。
抗战中期，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前往延安参观，回到重庆一致称赞：“延安干部亲民廉洁”。谁知，宋美龄冷冷地回答：“如果你们所说是实，那是因为他们还没尝到权力的滋味。”我们不能忽视宋美龄这句“刺耳”的话语，她质疑的是面对“权力的考验”，共产党能否保持“延安作风”？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让我们重温一下当年的本色——抗战时期的一天，萧劲光来见毛泽东，发现毛泽东大白天盖着被子在炕上读文件。一了解，才知道毛泽东将仅有的一条棉裤洗了正放火盆上烤。萧劲光要去军需仓库给毛泽东拿一条新棉裤，被毛泽东果断制止：“共产党人不能为己谋私，一丝一毫也不能多占！”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作风失守是最严峻的危险”。让我们追问一下苏共的演变——苏共早年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这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告别了饥寒交迫，过上了富足安定的生活。然而，各种各样的诱惑也在考验着党员、干部，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始终保持“延安作风”，才能永远掌握“制胜密码”。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说：“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
从血火中走过来的共产党人，如今仍然要拿起“革命”的利器，同各种违背共产党人优良作风的现象作斗争。只有不断接受“延安作风”的洗礼，打一场作风建设的“持久战”，我们才能守卫精神“根据地”，才能实现强国强军的伟业，才能始终成为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当年我们靠“延安作风”养育，今后我们也离不开它的滋养。它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张晓祺 严德勇 张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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