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15日,父亲曾希圣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64岁。四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的流逝冲不走我们姐弟对他的深深眷恋与无尽思念,他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他投身革命和建设的忘我精神,严于律己、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对我们的言传身教,至今仍牢牢镌刻在我们心里。
一、困难时期不吃肉
人们都说父亲个性很强,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对自己和工作人员都很严格。传说战争年代有人形容他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我还看过一篇回忆文章说,曾希圣“性格刚烈,爱发脾气”。在我的记忆中,他确实对工作要求严格,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半点马虎。但生活中却十分随和,我只见过一次父亲骂人。
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安徽省委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不吃肉。父亲因营养缺乏,还患了浮肿病。一天,从食堂打来的菜里有一碗炒肉丝,没想到父亲下班回来一看,“啪”的一声拍了桌子说:“这是谁搞的?不是说不许吃肉吗?把小孟叫来!”食堂的小孟师傅忐忑不安来到我家,父亲对他发火:“你乱弹琴,满脑子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你以为这是讨好我吗?说过不许吃肉,为什么还要做肉菜?端回去!”小孟师傅满脸通红把炒肉丝端走了。几十年后,我们在合肥见到孟师傅,他对我们说:“你父亲真是个好人,他骂我骂得心服口服。”
1960年2月,邓小平、彭真、刘澜涛、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到安徽视察工作。听母亲说,省委一些领导同志提出,多位中央领导人一起来了,这是难得的聚会,应当破例请他们吃一顿饭,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还说:“主席和总理来了,我们也没有请客嘛。”后来,省委几位书记不约而同来到我家,都主张要请一次客,父亲想了想后才说:“好吧,请!但是我们自己拿钱。”说罢,叫母亲拿出5元钱,并把孟师傅叫来,要他到几位书记家里,每家收5元钱。孟师傅一共收了35元钱,父亲又叮嘱他:“就用这35元钱,做一顿可口的便饭。不准用公家一分钱。”在省委食堂“开宴”前,父亲对几位领导同志说:“这顿饭钱是我们7个人凑份子的,你们几位放心吃好了。”他们高兴地说:“老曾,你这个办法好。请了我们的客,又不花公家的钱,真像当年在延安一样。”
二、给他送礼会挨骂
父亲在生活上没有什么要求,吃穿都很随便,平时喜欢吃点辣椒、苦瓜,还鼓励我们也吃辣,说毛主席说的,不吃辣椒不革命。他很少做新衣服,只有一两套稍好一点的衣服和两双皮鞋,到中央开会或在正式场合才穿,平时穿的很多衣服都打了补丁,他常说这样的衣服穿起来舒服随意。母亲说他工资里花销最多的是买书,他从不嫌书贵,常常一下子就订购好多书,大多是政治理论书籍和历史书籍,还有一些医药书籍。
我们的衣服也是老大穿了老二穿,如果还能穿,就要给弟弟穿。大弟弟大了,知道穿姐姐的衣服同学会笑,不愿穿。二弟弟不管,姐姐的旧衣服拿来就穿,父亲见了很高兴,摸着二弟的头说:“这才像我的儿子!”
父亲曾说过:有人说安徽是“乞丐王国”,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帽子甩掉!一次父亲到浙江开会,路过当地农民的家,看到他们的生活比较富裕,当时就感慨地对母亲说,我要是能让安徽人民的生活水平赶上浙江,就安心了。在安徽工作时,父亲患有胃溃疡,经常犯病,胃出血,但他没时间休息,带着中药坚持开会下乡。父亲下乡回来,车里从来不会带回一丁点儿乡下的土特产,因为大家都知道,给他送东西是会挨骂的。相反,常有叔叔到我们家来,如果看上父亲的东西,父亲都会毫不吝啬地送给他们。
三、自发研制插秧机
回忆父亲,印象很深的还有家里的面盆、花盆、洗澡盆里的那些秧苗,以及他全神贯注伏案设计插秧机的身影。即使不让他工作了,他的脑子里萦绕着的仍是农民的吃粮问题,每天想的说的,都是怎样才能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让粮食增收。
到了上海以后,父亲名义上还有华东局的职务,实际上他基本是赋闲在家。最初,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中央简报,写检查,有时写不下去,就到院子里转圈子。但很快,他的心思就用到琢磨如何提高粮食产量上来了。他向上海市提的唯一要求是:“能不能派一个木工师傅给我,兼职的也行。”市领导给他在嘉定县农机厂请了一位八级钳工张师傅、一位高级木工金师傅,按照他的构思和设计,制作插秧机。当时,父亲除参加华东局安排的会议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嘉定,亲自参加研究试制。
为了做插秧行间距的对比,父亲动手在家里做试验,看到父亲兴致勃勃地干着,我们也被感染了,全家总动员把家里各种盆都拿过来,帮他育秧栽培,院子成了父亲的试验田。他对我们说,如果能加快农民的播种和插秧速度,就可不误农时,提高产量。盆里的秧苗长得不错,插秧机的设计制作有进展,做出了样机,父亲的脸上就浮现出笑容。
父亲调西南局时,也没放下他的插秧机,他把两位师傅从上海带到成都。在那里,他带领着他们制造出了播种机和插秧机。后来这两位师傅专程前往八宝山,在父亲的灵前流着泪说:“曾老,我们来看您,向您汇报来了,您当年的试验,我们取得成功了!”
四、情报生涯从未提
父亲很少提起他在战争年代的经历。一次我缠住他,要他讲讲“长征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有多苦”,父亲笑眯眯地回答:“吃草根和野菜,还吃过皮带呢!”“是啊,打了不少仗……”父亲若有所思,却再也不搭理我了。
他在长征途中到底干了什么?直到去世,父亲都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只字不提这段经历。父亲去世后,我才听到他的老战友宋裕和对母亲说:“你不知道吧,老曾在长征中是立了奇功的。”原来,父亲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情报工作经历。
1931年12月,父亲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中央军委立即让他担任军委二局局长。在此后的7年中,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智慧都用在了红军的情报工作上。
父亲一方面布置侦察台大量抄收敌台密码电报,分析判断大致内容;另一方面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电台人员了解其密码和译电的情况,同时想方设法搜集我军缴获的敌军密码本和电报底稿,进行分析研究,以求弄清编码规律。
1932年8月,红军打下宜黄城,父亲立即带人直奔敌师部的电台机房,收集敌军遗留下的机要电文。他在大量的电文中查阅到一份密电,已译出30多个字,他把这30多个字作为线索,再根据敌情猜译剩余的密码,终于将这份密电全部译出,打开了破译的缺口。在此基础上,父亲领导二局再接再厉,又破译了敌军的“展密”和保密程度极高的“特别本”“猛密”电码。为了攻克破译难关,父亲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没日没夜地工作,顾不上洗漱,一脸络腮胡子,被战友们称为“曾大胡子”。
从此,在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敌人的很多行动,都在父亲领导的军委二局的掌握之中。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在长征路上,在西安事变前后,二局破译了数百本敌人的密电码,充分发挥了“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叶剑英后来曾由衷地说:“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曾希圣等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他还说:“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
“文革”期间父亲被周恩来总理安排住进了京西宾馆。不久他偶遇二局老部下张本清,谈话中父亲得知,由于装备落后等原因,情报工作的某些领域遇到了困难。此后,父亲一直牵挂着这件事,又开始了现代密码的破译。他让姐姐买了一些计算机书籍,夜以继日阅读学习;还把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亲戚陈弟恭找来,让他给自己讲授计算机课程。
1967年底,他身上出现了血性紫癜,并伴有持续低烧,周总理立即安排他住进301医院,并指示医院全力救治。医生诊断父亲患了“再障性血小板减少症”,并发出“病危”通知。但父亲仍悄悄把书和笔记本带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坚持研究“现代密码”。医生警告父亲,动脑过多,可能引发脑溢血。总理也派人转告父亲,要他专心治疗,等病好后再研究。但父亲都不理会,总说“能干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一直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父亲去世后,母亲把三本浸满父亲心血的笔记本转交给了周总理,他立即交办有关部门,指示他们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