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坍塌,是一个漫长的、骨架被一根根抽去的过程,最为致命的是经济的衰退——引领世界数百年的“中国制造”的衰退。
与大多数后人的想法当然不同,即便是两次鸦片战争,也没有能够击垮中国商人在诸如茶叶、丝绸等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根本原因十分简单:中国的茶叶、丝绸是西方的生活必需品,其需求相当刚性,是典型的卖方市场;而西方的商品,主要是毛皮、钟表等奢侈品,并非中国的必需品,其需求弹性很大,是典型的买方市场。
鸦片战争之后,“行商”制度被取消,但是,一个名为“买办”的群体,取代了“行商”的地位,它虽然远比“行商”松散,缺乏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但也因此获得了更为坚韧的生命力。西方的坚船利炮,固然能令天朝政府屈服,但商业本身却不是靠大炮能够完全左右的。中国内地相当原始而复杂的商业环境、强大而顽固的“行会”,以及极度匮乏“国际惯例”的金融体系与法制体系,令外商望而生畏。种种制约之下,外商们只能雇请“买办”深入内地,这种被称为“内地采购制度”的体系,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中国外贸的主流模式。
导致中国定价权丧失的,是中国商人自身。
鸦片战争之前,中英双方就围绕茶叶质量问题发生多次贸易冲突,这一方面因为中国商人相当普遍的以次充好,另一方面亦是英国人通过压低茶叶等级,试图对华商的定价权发起挑战。1819年11月,英国人对23.1万箱茶叶进行质检,退回了其中的7.6万箱,高达32.9%。而在所接受的15.5万箱中,只有2.3万箱被列为“普通上至仅达中等”,不到10%;其余都是“普通上”或者“勉强达到普通上”。
“大清制造”的质量问题,一直是外贸冲突的焦点。
1872年,英国《整治假货法案》经修订后实施,对食品安全实行更严格标准,中国茶叶的质量问题是其中的重点之一。虽然英国的茶叶安全问题,主要是其本土的不法商人造就。因为“大清制造”的茶叶相对昂贵,英国本土商人发明了一种“替代产品”,其原料均为从伦敦各宾馆饭店收集的茶叶渣,加入绿矾(硫酸亚铁)和羊的粪便(根据官方文件的确如此,重新烹煮,然后再涂上普鲁士蓝(亚铁氰化物)、炭黑等。有的制假者甚至连茶叶渣都舍不得投入,直接拿树叶进行加工生产。但这并不妨碍英国人以这张“绿色牌”挑战中国茶叶,那些在茶叶短缺年代被有意无意忽视了的质量问题,此时都被一一挑选出来,作为商战的武器。
质量之外,交通与通讯革命带来的新常态,也令大清商人无法适应,加剧了定价权的流失。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并且规定只准蒸汽轮船通行。大量的蒸汽轮船迅速地取代飞剪船,投入东西方的航运。在中国出口额中占了70%~80%比重的英国,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60天。中国茶叶经由蒸汽轮的快速运送,更能保鲜,因此伦敦市场已不再需要维持6—12个月的茶叶库存,茶叶的国际需求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872年,伦敦市场茶价下跌,外商的进价依然接受华商的控制,因此遭受重大损失,深深刺激了外商。也就是在这一年里,英国《整治假货法案》经修订后实施,英国商人们对中国茶的品质担忧迅速上升。经过中英双方的大量博弈,1872年的当年绿茶报价,只相当于过去2年的半价水平,这标志着中国商人的茶叶定价权正在迅速失去。
交通之外,通讯变革也在发生。
1871年开通的中国(上海和香港)和英国(伦敦)之间的越洋电报,不仅令行情能够迅速传递,外商可以根据电报开始经营买空卖空的“期货”,而且也令越洋调查生意伙伴的资信成为可能。
导致中国对大宗外贸商品失去定价权的,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腐败,是技术性的产能过剩、金融落后、质量低劣。更为严峻的是,当外交军事的惨败推动大清国财政成为“赔款财政”时,丧失定价权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既影响了经济层面的造血功能,更在政治层面上有着致命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