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护航舰队最近赴也门执行撤侨任务，表明中国海外撤侨机制走向成熟。与这次也门撤侨相比，1960年-1965年，新中国首次大规模从印尼撤侨的过程则充满艰难曲折。
1960年春节前两周的一天，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秦力真紧急找聂功成同志谈话，要求他节前离京赴中国驻棉兰（印尼北苏门答腊省首府）领事馆工作。为什么这么急？原来是，印尼反华排华不断升级，形势越来越严峻。
这里不得不提当时东南亚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有分析认为，这是当时的印尼政府反华排华的心结所在。1909年，当时中国政府按“血统主义”原则颁布《国籍条例》规定：父为中国人，或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国籍或无可考者，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均属中国国籍。据此，侨居东南亚地区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均拥有中国国籍。但二战结束前，该地区大部分是采用“出生地主义”原则的殖民主义国家属地，因而东南亚的华侨及其子女普遍存在双重国籍现象。二战后，相继独立的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要求解决具有双重国籍者的法律地位问题。1951年印尼政府强行规定：当年12月27日以前，华侨本人如未表示不加入该国国籍者，即被视为印尼公民并加以登记入册。这使许多华侨感到十分为难。
1959年5月，印尼颁布法令，规定年底前取缔县以下外侨小商贩。同年12月，印尼政府发布“接管外侨零售商资产”的条例。随后，印尼掀起排华浪潮，以武力逼迁华侨、削减华校、迫害侨领、解雇华工等手段排挤华侨。1959年12月9日，副总理兼外长陈毅致信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强调华侨问题的严重性，并宣布，对于无法谋生或不愿继续留在印尼的华侨，中国政府准备根据自愿原则，分期分批接回中国。
由于印尼方面没有马上响应，中国政府便先行开启了大规模撤侨行动。1960年1月20日，中国先后租用十多艘客轮赴印尼各港口接运难侨回国，拉开撤侨序幕。参与撤侨的外交部领事司聂功成等人于春节前匆匆乘火车离开北京，到湛江搭乘第一艘接侨船前往印尼。航行途中经停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6天后到达棉兰。客轮在新加坡停泊一天，新方边防联检人员登轮检查护照时，示意中方人员可上岸参观游览。但因为当时我国尚未同新加坡建交，国民党的“大使馆”还在新加坡，中方人员担心国民党会制造麻烦，为了顺利执行撤侨任务，婉言谢绝了新加坡方面的邀请。
北苏门答腊省是当时反华排华的重灾区。陈毅公开宣布准备从印尼接侨后，许多华侨为了回国，每天很早到中国驻棉兰领事馆排队提出申请，有的连续多日坐在领事馆国旗旗杆下等候，直到获得批准。但申请回国并不容易，印尼地方当局趁火打劫，利用华侨申请回国的机会敲诈勒索。华侨要办理申请离境手续，必须贿赂有关官员，否则无法取得离境许可证明，不得离境回国。当时印尼货币贬值厉害，所以用实物讨价还价，据称，每办理一个离境许可证明，大约相当于一只鸡的价钱；如果由侨团统一办理，价格还会便宜点。印尼地方当局对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活动也加以限制，有时中国外交官外出视察侨情，印尼地方当局便派全副武装的军人密切跟踪，做法简单粗暴。
每次接侨船到达棉兰，中国驻棉兰领事馆还要安排一次宴请，招待棉兰港口的边防、海关和海军人员，请他们为乘坐接侨船回国的华侨给予通行方便。每当接侨船出发时，不仅有数百名华侨准备乘船离境，还有上万名亲友到码头送行。送行人带着鲜花或纪念品，与被送行人抱头痛哭，诉说分离的悲伤和再见的艰难，场面催人泪下。1960年2月29日，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派往海外接运华侨的第一批四艘轮船——“美上美”号、“大宝康”号、“福安”号和“海皇”号，满载着印尼的2100多名归国侨胞，到达广州港。接着，中国政府又陆续派船赴印尼接侨，撤侨过程屡受印尼反华势力的阻挠。
此后，在中国政府和印尼友好力量的积极推动下，1960年12月，中国与印尼公布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实施办法》。1961年5月，两国正式开始办理选籍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国驻印尼使领馆在华侨中深入宣传“三好”政策，即：自愿加入印尼国籍的，很好；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同样好；愿意回到中国的，也好。选籍的结果是，有的选择加入印尼国籍而成为“外籍华人”，有的保留中国国籍而丧失了印尼国籍，有的则选择回到中国居住。
1965年，印尼右派再次掀起大规模反华排华运动，致使中国政府的撤侨工作难以继续。1967年10月，中国同印尼断绝外交关系。至此，中国政府从印尼接回华侨约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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