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日军战俘大都回到日本，他们纷纷撰写回忆录和回忆文章，诉说他们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转变过程。
“当时我真顽固”
1937年8月，我为“圣战”的美名所驱使，胸中装着帝国军人的荣誉，佩带着“正义之剑”勇敢地奔向中国华北战场。
8月6日我在战斗中负重伤被俘。当时我真顽固，认准了只有封建的武士道精神才是帝国军人的灵魂。然而，由于周围同志热情的国际主义援助，我这个顽固分子也不再墨守陈规了。他们帮助我树立了新的人生观，使我沿着中国同志指出的真理道路前进。
——吉田太郎，《武士道精神垮了》
“我的第二诞生地”
我在28岁以前，还没有“阶级意识”。1937年春，我大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同爱纪念医院内科工作。那一年7月爆发了日中战争，我入伍了。1939年5月，我所在的部队西渡中国。7月末，在寿张县的战斗中我的头部负伤，成为八路军的俘虏。当时我铁了心，豁出去被杀头，想设法逃跑。
一天，我突然感觉很不舒服，直打哆嗦，我得了伤寒病，最后失去知觉躺在床上，后来听说我3天3夜没有醒过来。待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火炕上，一个女护士在炕边儿护理着我。她一会儿换水枕，一会儿烧火炕，忙个不停。我才意识到自己得了场大病，不过当时身不由己，只觉心里爽快，头脑清醒多了。后来，刘伯承司令员特意从涉县军区司令部赶来看我，还送我一桶酱菜，这种东西在当时是十分昂贵的。在这种关怀和照顾的环境中，我不久便又穿上了白大衣，为伤员治病，不过这次我是出自真心，想站在八路军同一立场上工作。在早晨和下班后的晚上自由支配时间里，我读《贫乏物语》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晚上把油灯拨亮，记笔记，往往精读到深夜。
我把山西省的太行山视为我的第二诞生地。那里有我烦恼生活的记忆，也有脱胎换骨后难以忘怀的与亲爱的同志们共同度过的苦与乐，还有那许多令人思慕的回忆。
——山田一郎，《太行山——我的第二个诞生地》
“我在这种‘国际援助’的环境中成长”
常有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那些在日军中受教育的人，为什么竟在敌人那里反起日本了呢？”
我们过去在军队里曾作为“天皇陛下的赤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长官的命令当作天皇陛下的命令，接受严格的训练。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现实社会中受到的教育都是把死看作比鸿毛还轻，把名誉看得很重。
我当俘虏是在1941年4月末。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和老乡们，为了踏实地执行保护“国际友人”的指示，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为执行党的俘虏政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惜一切，耐心地教育俘虏，启发俘虏的阶级觉悟，使我们能够觉醒过来并参加反战活动。他们的行动，不仅在冀中、在晋察冀、在太行、在冀鲁豫以及在冀南、山东、延安都获得了成功。我在这种“国际援助”的环境中成长，下决心积极参加反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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