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初创，有许许多多的部队，是赤手空拳搞起来的。
广州起义前的几小时，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秘密地集合在几个工人的家里，进行着起义前的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没有一支枪，没有一颗手榴弹，大家围着一张破桌子，点着油灯，看我用一支铅笔在纸上画，怎样利用地形，怎样打手榴弹，怎样冲锋，……这真是名符其实的“纸上谈兵”。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复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幸得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一面学习军事知识一面当翻译。
第六联队的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派，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党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以抗击国民党对工人和共产党人的大屠杀。这时党派我担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的联队长，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工人们经常在晚上分批的开会，学习，进行着紧张的秘密活动，准 备武装起义。当我们接到了上级决定起义的命令的时候，同志们的眼里都闪着惊喜、紧张的光芒。如果不是怕走漏风声，人们会立刻高声呼叫起来。而当时只能低声地纷纷说：“我们的铁尺、斧头、菜刀、棍子都准备好了，要再有几支手枪和一些炸弹就更好了！”
我们已经派人领武器去了，但是，可以想得到，武器是不会多的。同志们望着我和党代表，而我和党代表则相互望着。人们的眼睛象在齐声说：“武器，武器！……”
“兄弟们！”一个曾经参加过省港罢工的老工人轻轻地敲着桌子，打破沉寂：“闹革命不是吃现成饭。领不来武器，我们可以夺取敌人的枪！”
“对，这位同志说的对，”党代表挥着拳头说：“我们工人阶级，从来就靠这两手吃，没有枪，拿菜刀、铁尺、棍子！”
“对！就这样！”
“我们一定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工人同志们都挥挥拳头。
我们开始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不多会，走进来一位年轻的、提着一只菜篮子的女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只眼，一声不响把菜篮子放到桌上。党代表猛地站起，高兴地说：“武器来了！”这时，那个妇女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露出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大家早有了思想准备，没嫌少。只有一个同志问了一句：“还能多给点吗？”
“没有了。”那位女同志说：“暴动起来以后要多少都有。”
“有两支枪就不少。”党代表充满信心的说。接着把手榴弹分给几个有经验的工人。大家一面学着使用，一面等着起义的讯号。
那天晚上，广州的城里格外的沉寂，大街小巷似乎分外的严肃，时间过得特别慢。党代表总是看他那只老怀表，生怕它不走了，不时放在耳朵上听听，摇摇。
“你说现在别处的情况怎么样？”他问我。
“各区的工人赤卫队都差不多集合起来了。”我说，“现在，正象被闸住的许多股洪水，只要闸门一开，就会奔流起来。”
午夜以后，市区里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枪声告诉我们：起义的主力部队 —教导团行动了。我们按照预先的战斗部署，冲出巷口，守马路的警察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枪就被缴了。我们得了几支长枪，不再赤手空拳，立刻把第六联队分担的大街小巷控制起来，和总指挥部取上了联系。
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照着新的、沸腾的广州城。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了。马路上红旗飘扬，标语、传单贴的到处都是。脖子上扎红领带的起义军，高唱着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在大街小巷奔走。起义队伍里，有些是刚从监狱里救出来的同志，他们披着长头发，拿着武器，又开始了战斗。
我们联队的一部奉命开到总司令部（公安局旧址）附近，重新编好了队伍，到一个堆着很多缴获武器、弹药的大院里，领到了步枪、子弹，全部武装起来。这时六联队已成为一支更加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十二号一早，起义已占领了广州市大部。枪声在市区稀稀落落地响着。反动的据点公安局、省政府等早已被我们摧毁，但仍有一些残余的据点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观音山，始终是战斗的主要地区。国民党的第三师薛岳部队已从北江增援到广州，在炮舰掩护下，多次攻夺观音山。教导团的一部分坚守阵地，英勇还击。这天，我们联队的任务一部分配合教导团的第二连的同志们作战，一部分是搬运弹药。工人赤卫队的同志们十分英勇，搬运弹药通过封锁线的时候，前头的人倒了，第二个人又往前跑；第二个人倒了，第三个人又冲了上去。我们联队的党代表，在反击观音山敌人的一次冲锋中负了重伤。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同志，你们继续战斗吧！希望你们坚决的打退敌人的反攻，守住联队的阵地。”说完就闭上了眼！这位不朽的工人阶级的战士，已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回忆不起这位战友的真实姓名，只记得他的代号是“老陈”。因为，当时我们的姓名大多是假的。但是，他那种英雄的气慨，乐观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意志，使我永远不会忘掉！
战斗越来越紧张了，敌人四面进迫，起义军完全处于防守状态了，有些阵地不得不退出。我们联队的纪律严明，不准随便找东西吃，自己没有伙房，有些工人饿了，只得回家去吃饭。敌人疯狂的反击，激烈的战斗进行着，联队的队员伤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
深夜。观音山下响了一阵枪，接着就渐渐地平息了。通往指挥部的道路快被敌人截断了，我们和指挥部失掉了联络。这时，恰巧教导团的一个朱同志由此过路，一见到我就跑上来说：“老兄，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指挥部早已下命令撤退了。你没接到命令？”
“没有。”
“总部命令，到黄花岗集合。”
我立刻向连队的同志们说明情况，和另外一些没来得及撤走的人，趁天还没亮，赶到黄花岗。到那里一看，主力部队已向花县转移了。
这时，反革命的部队已经控制了各要路。我们不能停留，连忙向主力追赶，直到下午六点钟，才在太和圩赶上了教导团的同志们。
地主的反动武装民团，在通向花县的道路上 — 象山脚两山环抱的地方设下埋伏来堵击我们，企图消灭这支残存的人民武装。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打垮了敌人的埋伏，到傍晚，才退到花县城。这里反动派早已闻风逃之一空。
听到从广州逃出来的人说，反革命正在那里大肆屠杀。广州市的街上布满了革命者的尸体。敌人就象得了“恐红病”，只要从哪家翻出了一条红布，一块红绸子，或者捉到一个说北方话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就地格杀勿论；甚至连穿红衣服的新娘子，也被推到火里烧了。但是，敌人的屠杀是吓不倒我们的，我们活着的人，决心继续战斗，不取得胜利誓不休止。
十六号，我们在花县一个学校里，举行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的改编和今后的行动问题。撤到花县来的，共一千二百多人。改编一个军，人数太少，编一团，人又多了些。经过讨论，决定编一个师。可是，编第几师呢？大家都知道，南昌起义后，朱德同志在北江成立了红一师，海、陆丰有个红二师。
“我们也叫红三师吧！”有的同志提议说。
“红三师也有了。”有的说：“琼崖的游击队已编为红三师了。”
算来算去，四师的番号还没有。于是我们自己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全师下编为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团。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国平），政治部主任王侃如。我被任命为十团的党代表。
第二个紧迫的问题是：花县离广州太近，又紧临铁路，不能停留太久，必须马上行动。到哪儿去呢？讨论了半天，决定去北江，找朱德同志率领的红一师会合。但他们在哪里，没人知道。我们一面整顿队伍，一面派侦探去打听。
这时，花县的地主武装—民团，在城外日夜围攻我们。部队的供给也十分困难。我们派出打听消息的人员，一天、两天杳无音讯。等到第三天，再不能等了，我们估计，广州的敌人会很快追赶上来，那时再走就被动了。第三天又开了一个会，决定到海、陆丰找彭湃同志，那里南靠大海，背靠大山，早已成立了苏维埃工农政府。
晚上，我们打退了围城的民团，部队开始出发了。一路经过从化、良口、龙门、杭子坦，绕道兰口渡过了东江，并攻占了紫金县等地，打退了民团的数次袭扰。以后，在龙窝会见了海丰的赤卫队，阴历正月初一，我们到达了海丰县城。彭湃同志在这个地区领导过三次农民起义，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占领了海丰城。并于十一月七日正式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群众热情很高，到处是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红字标语。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真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元月初二，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我们红四师。苏维埃主席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象一个百分之百的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的农民衣服，脚着一双草鞋。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萨”。他宏亮的声音，革命的热情，坚强的意志，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都使我们永怀不忘。当他讲到广州起义失败，他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么，虽然失败了，但我们是光荣的失败。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计失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他那逻辑性很强、鼓动说服力很大、浅显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动听者的心坎，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毅力。
不久，我们红四师和董朗同志率领的红二师会面了，两支年轻的部队，在彭湃同志的领导下，打了许多胜仗。我们红四师先后攻下陆丰城、甲子港，拔除了隔绝陆、普苏区联系的地主武装的最大据点—果陇，使陆丰与普宁的苏区联成一片。
国民党军阀是不会让海、陆丰的苏维埃和平存在下去的，不久他们就开始了对海、陆丰苏区的“围剿”。黄旭初部从西面和北面向苏区围攻，占去了海、陆丰。陈铭枢部的新编十一师，也从福建开来，以惠城作据点，进攻惠、潮苏区。红四师开始虽打垮了该师的向卓然团，攻下了惠来，但终因敌人力量过大，不得不退入普宁的三坑山区与敌人周旋。
当时，我们年轻的红军，只知道打仗攻城，不注重巩固根据地。经过多次战斗之后，部队的人数一天天缩小。敌人的“围剿”日益凶猛。他们到一处烧一处，到一村杀一村。凡是红军住过的房子，他们都烧掉；凡是与红军有过往来的人，他们抓住就活埋、杀死。我军为了保存最后的一部分武装，只好又从三坑撤退到海丰的大安洞、热水洞一带的山区里，配合当地的游击队打游击。
人民永远和红军一条心。山外的青年、老人和妇女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往山上送粮食。有时粮食接济不上，战士们下河抓小鱼，到山坡上找野菜充饥。冬天，没有住的地点，自己割草盖房子；没有被子盖，便盖着稻草过夜。敌人每到山上“围剿”，一定把草房放火烧掉，可是等他们过去后，我们又盖起来。东山烧了西山盖，西山烧了南山盖。正象我们伟大的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所写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轻的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斗争、生长。
注：登载的徐向前元帅撰写的《奔向海陆丰》选自海丰县档案馆档案资料。徐向前元帅撰写的《奔向海陆丰》原载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曾收入全国中学语文统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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