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抗日”中的四大战略作用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坚持独立自主地抗击日本侵略的同时，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联合、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军抗日作战，不但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共赴国难，同仇敌忾，浴血抗战，最终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在这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战的残酷较量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坚持独立自主地抗击日本侵略的同时，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联合、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军抗日作战，不但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思想引领作用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演讲，指出：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代表着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中国，中国共产党即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张，率先举起抗日的旗帜，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倡导促成并始终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政治和力量支撑;在抗战进程的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9月20日起，先后发表宣言、决议、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国主张。10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又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东北各地，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1933年5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公布《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决定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初，红军第七军团受命组成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等地，历时半年多，行程5600多里，沿途且战且走，以实际行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

　　从日本侵略中国的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探索抗击日寇、拯救中国的道路，经过不懈努力，最终提出并推动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因素。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此后，又成功开展了对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社会各界、各阶层的统战工作，促使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放弃与共产党的长期对立，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三位一体”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并协助张、杨和平解决了事变，使其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五项要求和我党停止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四项保证，引起全国巨大反响，并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战派的赞同。该次会议通过了实际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合作抗日的决议案，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给国民党中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予以发表。次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至此，由共产党倡议、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然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曾多次经受严重威胁。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斗争矛头由对外转向对内，并先后发动“皖南事变”等事件，三次掀起大规模反共浪潮。对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采取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打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浪潮，有效遏制了时局的逆转，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战争形势向有利于抗战胜利的方向发展。

　　在抗战路线问题上，国民党一度坚持片面抗战，反对人民全面抗战，共产党不仅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且提出了与之相反的，并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全面抗战路线。“七七事变”后第2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提出只有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彻底战胜日寇。

　　针对全面抗战初期“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错误观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探索抗日战争的规律，逐步明确了以持久战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方针。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演讲，指出：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同时鲜明指出了抗战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提出了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一整套战略方针。《论持久战》的发表在国民党高层引起巨大震动。

　　在蒋介石的认可下，白崇禧将《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他还以国民党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将《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正确的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

战略主导作用　　

朱德同志曾指出：“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习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即形成了共产党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两个战场”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通过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消耗了大量日伪军，从抗战初期配合正面战场，逐步发展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最终在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抗战初期，尽管国民党正面战场积极抵抗日军进攻，但众多因素使其节节败退。与其相反，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放手发动群众，向敌后沦陷区大步前进，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逐渐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

　　从1937年9月平型关初战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6万余人，不仅有力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作战，直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而且迫使日军不得不将原先投入进攻的大量兵力用于保守占领区，对遏制日军战略进攻、加快战略相持阶段的提前到来起到了重要作用。朱德同志曾指出：“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日军占领区安全，犹如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给予日军致命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投入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使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日战争主战场。

　　根据1946年1月国共和谈时期公布的统计材料，1939年敌后战场抗击日军54万人，占侵华日军总兵力(不含东北，下同)的62%，抗击伪军14.5万人，占全部伪军的100%;1940年抗击日军47万，占58%，伪军22.5万，占100%;1941年抗击日军46万，占75%，伪军34.8万，占100%;1942年抗击日军33.2万，占63%，伪军55.5万，占100%;1943年抗击日军35万，占58%，伪军73.5万，占90%;1944年抗击日军46.8万，占64%，伪军78.2万，占95%;1945年抗击日军75.87万，占69%，伪军95.57万，占95%。上述数字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在战略相持阶段不仅成功牵制、消耗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承受着日军的重点打击，而且有效缓解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

　　与此同时，当国民党军遭受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从战略上极大地支援、配合正面战场。1940年6～7月，日军加紧政治诱降，攻占宜昌，威逼重庆，八路军于8月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由105个团约20万人参加的“百团大战”，歼灭日伪军4万多人，瘫痪了日军的主要交通线，把日军的注意力引到敌后战场。

　　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至东南亚的交通线。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又一次大败退时，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及时发起强大攻势，有力地打击、牵制了日军“一号作战”行动，使沿平汉铁路南下的原驻华北的日军，在打到平汉线南段之后，被迫回师华北。

　　在战略反攻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等中共抗日武装向日军占领的主要交通线及城镇据点展开全面反攻，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大反攻的战略出发地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

　　据1945年12月延安总部材料统计，1937年9月至1945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对日伪军作战共12.5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18.6万余人，收复国土104.8万平方千米，解放人口1.255亿，并在战略上与正面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成为抗战夺取胜利的战略主导。

战力支持作用　

　 平型关大捷后，蒋介石给朱德、彭德怀发来贺电，“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在坚持独立自主地抗击日本侵略的基础上，不仅在战略上有效配合了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而且在战役战斗上同国民党军进行了密切合作。

　　1937年9月下旬，日军统帅部命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及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共5万余人，进攻山西内长城防线，企图向太原城发起进攻。为了配合友军进行防御作战，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多次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就保卫山西的作战计划、战略部署、兵力使用等进行会谈，确定了由八路军在敌人侧翼及后方进行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交通线和兵站据点的方针。

　　八路军总部随即指示第120师从西南驰援雁门关，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从东面迎击由灵丘增援平型关之敌。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首战平型关告捷，一举歼灭日军精锐兵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和信心。对此，蒋介石26日给朱德、彭德怀发来贺电，“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

　　10月，忻口、太原保卫战打响，八路军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对增援之敌，负责阻止，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在敌之翼侧和后方打击与钳制敌人。八路军主力全线出击，第120师、129师在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上先后展开交通破袭战，有效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

　　10月18日、21日，第120师358旅进抵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地区两次伏击日军，毙伤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并破坏了广武至太和岭口间的数段公路，迟滞了日军向忻口前线的增援。第129师769团进至代县以南、滹沱河以东地区时，发现日军阳明堡机场飞机轮番起飞轰炸忻口、太原，于10月19日夜奇袭阳明堡机场，歼灭日军100余人，毁伤飞机24架，摧毁了忻口日军重要的空中支援力量。

　　10月26日、28日，129师师长刘伯承在七亘村两度设伏，歼灭日军辎重部队4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一度切断了日军先头部队急需的补给。八路军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忻口前线，使得忻口国军坚守阵地达21天之久。

情报支援作用　　

中共曾将八路军截获的3种日本陆军双重密码电报本交给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从而帮助其掌握了日方密电的规律和特点。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利用敌后战场的独特优势，在沦陷区建立起隐蔽战线，打进敌伪内部，先后在华北、华中、华南以及重庆等地建立了情报组织，搜集敌方情报，建立情报网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共两党两军合作抗击日寇，除相互的军事配合外，还保持着情报交换。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重庆八办”)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及其所属机构，承担着沟通和改善两党、两军关系，加强共同对日作战的使命，并负责两党、两军之间的情报传递工作。

　　抗战中，中共方面搜集的各种日伪军情报，经过查实之后都一并电告南方局，由南方局、重庆八办军事组分别呈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或有关部门。国民政府军委会也把其编制的《敌伪广播》《敌情通报》等送发重庆八办，由重庆八办军事组将军情分类，电报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以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种情报的交换，是国共两党两军合作抗日的又一表现。

　　1938年台儿庄战役前，中共华北联络局侦获本间师团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立即设法将情报转递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使其得以有针对性地做出部署，一举摧毁了日军机械化部队本间师团，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5月，鄂西大洪山根据地的新四军获得了有关日军南北夹击大洪山的情报，及时通知了当地驻防的国民党第29集团军161师。此后，新四军又连续三次给161师提供日军作战行动有关情报，并配合该师作战，打败了进犯的日军，使敌人从大洪山南麓包抄大洪山根据地的计划破产。

　　共产党在对日军密电破译上也曾帮助过国民党。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对破译密码的工作尚不熟悉。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各相关机构开始重视密码破译工作。

　　1940年，蒋介石将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军委会机要室密电股、军委会密电检译所、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军政部研译室合并，成立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用以破译日军密电。为了帮助国民党尽快找到日军密码和交换密码的规律，中共曾将八路军截获的3种日本陆军双重密码电报本交给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从而帮助其掌握了日方密电的规律和特点，破获了许多有关日军动向的重要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