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历代执政者治国理政的重要凭借与资鉴。在今年1月3日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这何尝不是对广大领导干部的要求？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
那什么是“历史感”？借用清初大儒王夫之的话，即“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换言之，应将历史作为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之桥梁，从中体察出关乎当前发展之通识。这就要求领导干部不光要勤于读史，更要善于读史，须能见其真、见其全、见其大、见其远、见其深，从而培养良好的历史感。
读史须见其真
毫无疑问，求真乃历史研究的本质宗旨，也是人们了解历史的一大诉求。倘涉猎的作品史观不正确或史料有讹误，有可能会误导人们对历史真相的把握。近些年来，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国史、党史，思想界、学术界出现了一些误读误解或一味出奇的观点，甚至存在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并且该思潮在传播方式上趋于网络化、日常化、娱乐化，呈现形式上趋于学术化、热点化、隐匿化，比如对民国史的过度拔高甚至美化为“黄金时代”，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否定与抹杀、对英雄模范人物的歪曲与丑化等，势必对领导干部的历史认知产生不良影响。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准确把握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渗透，才能探究真相，悟出真理，得其真意。
读史须见其全
中西历史，延续不辍，史实之众，浩如烟海。就个体而言，终其一生，也不可能知晓所有历史。因此，领导干部要留心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用心审视历史的演进脉络。历史非一团乱麻，无章可循，仔细梳理，即可发现其主峰所指，主脉所在。如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有利无弊，且时间愈久，弊端愈多，终致难以为继，改弦更张。
例如创立于隋唐的科举制，其初衷在于打破门第界限，给更多人参与治理的机会，显然符合历史趋势。其后千年，执政者对此制度也不是简单地萧规曹随，而是多有因革损益。宋代鉴于唐时科考流于宽松、作弊频生的问题，规定试卷必须糊名、考试内容聚焦儒家经典，于是制度愈益严格。到了明代，执政者储才理念有了新变化，专设翰林院，由此科举不单可以选拔人才，还被赋予了培养人才的功能。制度日益繁密，流弊随之增多。降至清代，科举制问题已无法回避，清中期关于改革考试制度的议论逐渐兴起。然而争议久久未决，稳妥替代方案迟迟难产，终致科举制在1905年仓促落幕，留下了新旧教育机制接轨困难、士绅阶层渐趋消亡等一系列后遗症。可以说，一项科举制，半部中国史。以此为例，可知任何制度都是针对现实而设，同时又蕴含着稳定的内在精神。所以虽其经常处于调整更改之中，但只要不与核心精神相悖，便可以沿袭下去，且持之有效。即使某制度百弊丛生，到了非废不可之际，仍须通盘考虑，拿出妥当方案，以避免急遽变动所引发的动荡与倒退。是故制度之得失利弊，往往很是复杂繁琐，常需历久始见，将其放入通贯的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看得全，看得透。这对于从事各级治理工作的领导干部来说，关联紧密，值得参考。
读史须见其大
南宋朱熹认为读史当“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古代中国并无政治学科，历史实际上承载着提高执政者政治素养的功能。因此古人读史，犹如模拟政治操作的沙盘推演，紧扣大事件，从而扩展胸中之格局与见识。古代王朝，通常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作为领导干部，我们自当善于观察这些王朝因何而兴，缘何而亡。特别是要关注一个朝代陷入存亡绝续之际的“大关键处”，解剖一只麻雀，总结共性规律，从而达到预防风险、举一反三的效果。
作为唐初名臣，魏征不仅谙熟政治，而且精通历史。他参与主持了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历史撰述，并撰写了《梁书》《陈书》《北齐书》的帝纪总论以及《隋书》纪传的全部史论。通过研究前史，魏征提出“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的深刻见识，以亡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并且魏征进一步强调，隋朝的灭亡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这种历史洞察力和比较视野，展现了其宏大的关怀，堪为读史见其大的典范。
读史须见其远
《吕氏春秋》有云：“见之以细，观化远也。”观史当从具体案例中研判大趋势，形成一种长远眼光，这恰是史学致用的鲜明体现。
众所周知，作为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粮食，番薯和玉米是在16世纪末期由南美洲几经辗转传入中国的。殊不知这两种貌似不起眼的农作物，对之后500多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自清代康熙朝起，随着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人口进入激增状态，几乎每百年增加一亿人。这势必造成人口扩张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迫于压力，清政府于乾隆五年颁布谕令，“嗣后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悉听本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于是掀起了一股开发、垦殖西北、西南、东南诸省的热潮。番薯、玉米的引进和种植无疑缓和了人口急剧增长对粮食需求的紧张。这两种农作物“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加之番薯“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玉米“生地瓦砾山场皆可植。其嵌石罅尤耐早，宜勤锄，不须厚粪”，所以在引进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西北和南方广大丘陵旱地迅速上升至主粮的地位。例如河南、江西、安徽等省贫民纷纷携家带口来西南、东南等地拓荒开垦，络绎不绝，某些州府几年内户口骤增数十万。与此同时，正是政府的大力推广，导致人们盲目种植番薯、玉米等农作物，破坏了森林植被，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贫瘠。清人汪士铎就曾慨叹：“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最终带来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任何一项决策，皆须立足长远，倘只顾眼前，畸形发展，到头来必将贻害后世。是故以史为鉴，汲取教训，才能保证事业立得住、行得稳、走得远、留得久。
读史须见其深
《易经》中讲“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对此话的感悟是“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也就是说，读史不仅明智，更能修德。读史读到深处或渐入佳境之时，人们在意的往往不再是某人某事、一得一失，而是形成一种共情效应，专注于追求与思索蕴含在史籍背后的德行和传统，一番淬炼、体悟后，最终内化为个人的心智修养。经此过程，读史者变化了气质，净化了心志，无论是看过去、当下还是未来，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贺信中所指出的史学“资政育人”的作用。该过程其实并不玄妙，领导干部只要沉潜史书之中，悉心品味，定能通过涵养政德，收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之效果。
清代学者张惠言有句名联曰：“上古下今，所思不远，诵经绎史，其乐在斯。”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及其事业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历史中探寻追溯。这即是读史的意义所在。因此广大领导干部应当心怀温情与敬意，于阅读和思考中知古鉴今、古为今用，形成强烈的历史感，在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中充分发挥历史知识应有的积极作用。
来源：《学习时报》，原文标题《今天我们如何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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