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玄奘，不是因为玄奘学问大，也不是因为他梵文功底好，更不是因为他取经路上吃了不少苦，而是因为他的事迹在唐王朝甫立之际，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统一立了头功。

玄奘（602-664），唐代高僧，我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创始人。

佛学在唐初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自北朝隋唐，历代帝王多崇信佛教。唐玄奘长期参加在各处讲筵，深感异说纷纭，无从获解，遂产生去印度求弥勒论师之要典《瑜伽师地论》作为依据，发扬法相唯识宗之根本理论的想法。贞观元年（627）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长途跋涉五万余里，历时十七年，回国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玄奘西行回长安后，受到太宗的隆重欢迎，李世民敏锐地抓住了玄奘取经的政治意义，在接纳玄奘取回经文的同时，太宗也于公元645年、648年邀请玄奘入仕从政，但被玄奘谢绝。太宗感动。玄奘向太宗表示自己的译经是“实资朝化”（朝化，朝廷的政教和风化）。玄奘反复请求太宗为他的译经写了序并求太宗在他工作期间“望得守门，以防诸过”，这意味着将佛经的解释权完整地交给了国家，为此，“帝大悦，曰：‘师此意可谓保身之言也，当为处分’”。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朝廷在慈恩寺西院建大雁塔。（高永旺译注：《大慈恩三藏法师传》）

玄奘的事迹是感人的，但它的政治意义更是巨大而深远的。大雁塔——大雁塔可以说就是唐朝的“中央编译局”——建立使唐王朝抓住了对当时意识形态有巨大影响的佛经解释权，这对唐朝意识形态的统一，从而国家政治安全和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

因此，今天我们纪念玄奘，不是因为玄奘学问大，也不是因为他梵文功底好，更不是因为他取经路上吃了不少苦，而是因为他的事迹在唐王朝甫立之际，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统一立了头功。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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