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与师生座谈时指出，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勉励和提醒每一个青年学子都要做一个心性光明、日日自新、不懈努力、目标远大的人。习总书记又在2022年新年贺辞中情真意切、满怀深意地对中国人民和海外同胞、侨胞说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我们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致广大而尽精微’。”道出了当今中国人民最应坚持的精神状态和追求的目标境界，为立功创业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习总书记对《大学》《中庸》的引用表明：《大学》《中庸》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典籍，儒家思想有“部分真理”。

《大学》《中庸》，原本都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篇章，“泯然众人”一千余年。可是经过宋儒的鼓吹，尤其是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朱夫子的鼓吹，《大学》成了孔氏之遗书，初学入德之门径，“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中庸》则是“孔门传授心法”，“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总之，《大学》《中庸》不仅是儒学的入门法宝，而且还是儒学的总纲和基本内核。

《大学》和《中庸》虽然独立成篇，但它们的内核基本是一致的，即大学之道与中庸之道弘扬的都是以仁、德和善为基础和核心、以中庸这个最高的德行为根本的心性之道。

《大学》《中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免谬种流传，也不免“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本人也不揣冒昧，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

《论语·学而》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弟子有若虽然讲的是君子之为，但“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万事万物皆因如此。欲知大学之道与中庸之道的本质属性，也必知其根本。是故《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要知大学之道与中庸之道的本质，必须先基本了解和理解孔子的思想，因为《大学》是“入德之门”，《中庸》是“孔氏心法”，是直通孔子的思想和心灵深处的；反过来，孔子的思想和心灵基本就是《大学》和《中庸》的根本——本质属性。

孔子——“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中庸》）。总之，在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看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虽然是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词，但孔子的人文思想丰富多彩倒是事实。上至天理，下及神祗，中届治国理政、经世济民、教书育人、道德人伦，等等，无所不有，无所不包。但只要来一番“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功夫，不难发现，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仁”。

仁的基本含义是仁爱，即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在他那里仁是一种普遍的爱，但绝不是一视同仁的爱，而是亲疏有别、等差有序的爱。首先，仁爱最根本的是关于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爱。有若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仁的基点是家庭、家庭的亲情之爱。其次，仁爱是关于贵族等级关系的主要原则。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以“礼”为言行准则，而礼的中心内容是宗法等级制度，就是要君子或统治者“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第三，仁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最后，仁爱是广济博施、泛爱大众。孔子认为，如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就超越了“仁”，成为了“圣”人。

仁还是道德准则。孔子的仁，要求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如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仁者先难而后获。”“刚、毅、木、讷，近仁。”孔子的仁，还要求人循道求实、勇于实践。孔子还说过，“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夫子说的“恭、宽、信、敏、惠”五者，恭、宽、信、惠是谓仁，而敏则是行，所谓“敏于事”者也。孔子之所以倡导言行一致、勇于实践，既是为了反对那些伪君子和空谈家，更是为了实现他的主张：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些正是大学之道的核心思想。

孔夫子的哲学思想基本的就是他说的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孔子的中庸，有力戒片面、取中适度的意思。如，“事举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的中庸，还有灵活运用、注重权变的意思。如，“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孔子自己也是既坚持原则性，又实行灵活性的，比如，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孔子的中庸还内含有“和”的意思。“和”，就是在承认事物矛盾和差异的前提下进行调和，使事物达到和谐。有若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也不可行也”就忠实地反映了孔子“和”的思想。

孔夫子的哲学思想还有天命论的成分。孔子的天，有时是自然之天，但基本的是天命之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神中的最高主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因此，孔子“畏天命”，即使是道义之事，能否行之也由天定，“道之将行也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

总之，孔子的仁的实质，就是人，就是人性，就是以仁为基础和核心的人的心性，而中庸之道既是孔子倡导的最高德行，又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研习大学之道，自然要回到《大学》本身。

《大学》开宗明义，讲了《大学》的三大纲领或曰三大目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讲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显自己光明的德性，使民众弃旧图新，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又讲了八个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为了修身，而齐家、治国和平天下则必须以修身为前提和基础，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三纲”“明明德”的实质，是要弘扬人的内心的光明，使“人之初，性本善”的善性发扬光大。“亲民”的实质，是要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止于至善”的实质，是要人追求和实现至善至美的人性。

《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实质，都是“心之官则思”，并且修身的关键在于“正其心”，甚至可以说“正心”就是修身。因此，“大学”，是大人之学，是君子之学，是走向人生大道的学问。能够研习“大学”，就意味着心性开始成熟，就要求有君子之德的遵守，就开启了光明大道的修行。因此，大学之道，其实就是以“德”“善”为基础和核心的人的心性之道。

研习中庸之道，必然要回到《中庸》本身。

《中庸》首先做出了一个具有终极性意味的哲学判断：“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假设并根据这个假设阐述了天、性、道、教四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假设说的是上天赋予人的禀赋叫做性，遵循人的本性而行动叫做道，修养人的行为使之遵道而行这就叫做教。遵循人的本性而行的道，是人不能一刻离开的，能够离开的就不是道了。这个“道”当是天之道或曰自然之道，是天之法则或曰自然法则。既然遵循人的本性就是道，那么，人的本性又是什么呢？《中庸》的作者子思认为，最直接的是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表现出来就是人的天性，无所偏倚，是谓曰中；表现出来而能合乎节度，无所乖度，是谓曰和。所谓中和者，有人认为，就是“中庸”，“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

中庸之在《中庸》一开始就有“在歧路”的倾向，到两宋时诸儒仍然见仁见智。自然，朱熹的说法最具权威性，“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也。”“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见，中庸之道是天之道或自然之道的另一种说法或曰是孔子的哲学之辞。

中庸之道，不仅仅只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庸》告诉人们，中庸还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是把众人观点中过与不及的地方加以折中，取其中道来治理百姓。《论语》还告诉我们，中庸是“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是“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中庸》更告诉人们，中庸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方法，“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中庸之道还不惟如此，有人说中庸之道其实就是《尚书》（伪古文《尚书》）圣人之心法：“人心惟危，道心维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说的是人心变幻难测，道心中正入微；惟精惟一是道心的心法，人们必须保持惟精惟一之道，始终如一、坚贞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最后使人心与道心合而为一，执中而行。

总结中庸之道的内容，不难发现，所谓中庸之道，实质就是：就是以中庸这个最高德行为根本的心性之道。

无论是《大学》《中庸》，还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他们都有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即不是“致君尧舜上”，就是要求帝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因此，所谓大学之道与中庸之道的本质属性，就是以仁、德善为基础和核心、以中庸这个最高德行为根本的心性之道、帝王之道。

《大学》的篇章结构并不复杂，就是一个“总——分”的篇章结构。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并且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他还认为，“格物致知”一章缺失，于是补传“格物致知”，使《大学》有了“古本大学”与“致本大学”之别。余疑心这是朱熹“代圣人立传”，把自己的思想当成了孔子和曾子的思想了。但无论如何，朱熹的观点和补传还是为人们理解《大学》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打开了新的思路。

经一章为大学的宗旨和纲要。其中，“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大学的“三纲”，“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大学之“八目”。“三纲”“八目”层层递进。“三纲”统领“八目”，“八目”实现“三纲”。“八目”中，从“格物”到“修身”是“内圣”，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儒家思想虽然广博，但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通过“修己安人”达到“内圣外王”，就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

经一章开宗明义，说大学的道理，在于光明自己的德性，在于使民众弃旧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善的境界。要达到这三个目标，就必须“知止”“有定”“心静”“性安”“深思”“求得”。

欲“明明德”必自“格物”始。格物者，就是认识、研究万事万物。穷尽了万事万物的道理才能获得知识，获得了知识才能使自己意念真诚，意念真诚才能使心思端正，心思端正才能修养好品行，品行修养好才能治理好家庭，家庭修养好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治理好才能使天下太平。这一“内圣外王”的修炼过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都要把修养自己的品行作为根本。如果根本乱了（没有了这个根本），就不可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本末倒置（舍本逐末），该重视的不重视，不该重视的反而重视，也不可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所谓“明明德”，就是要自我明了并发扬人的光明的品德。

所谓“亲民”，就是君主自新，人民更新。君主要率先垂范，以振起人民达到至善的境地。

所谓“止于至善”，就是明了“善之当止”“止之不可不知”“静安之至则能虑而得”，就是做到“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友信”。

所谓“知本”，就是使那些“无情者”不能乱说虚妄之此恶，使民心畏服。

所谓“格物致知”，就是使能习《大学》之人接触万事万物，探究钻研，穷尽万事万物的道理。探得万事万物之理，自然使“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就使自己心灵的整体和作用都得以呈现了！

所谓“诚意”，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君子一定要“慎独”——在自己独处的时候保持谨慎。财富可以装饰房屋，道德可以润泽身心，心胸宽广，自然安乐，所以君子一定要使自己意念真诚。

所谓“正心修身”，就是君子“不忧不惧”“不忿不乐”，就是要想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思。

所谓“修身齐家”，就是人都有“亲其所亲”“贱其所恶”“畏其所敬”“哀其所矜”“敖其所惰”的偏见，而要消除这些偏见，就必须修养好自己的品行。只有修养好自己的品行，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庭。

所谓“齐家治国”，就是治国必先治家，自己的家都管理不好，而能管教他人、治理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家齐就必须“孝”“弟”“慈”，就是子孝、兄悌、父慈，就是朱熹所说的，“身修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育家者也。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也。”就是要国君“如保赤子”——爱护百姓，如同父母爱护自己的婴儿一样。就是国君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国君一家仁爱，国人也会兴起仁爱；国君一家礼让，则国人也会兴起礼让；国君一人贪婪暴虐，国人就会群起作乱。就是要求君子首先行善，然后再要求别人行善；自己首先不作恶，然后再要求别人不作恶；自己首先奉行推己及人的恕道，然后再要求别人实行。这就是治国先治家的道理。

所谓“治国平天下 ”，就是国君要实行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絜距之道”——就是要做到“老老”“长长”“恤孤”——国君能尊敬老人，人民就会孝慈；国君能尊重长辈，人民就会敬老尊贤；国君能体恤孤寡，人民就会跟着仿效。就是国君要“慎乎德”——国君有德，则能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国君有德，才能得到人民拥护，有了人民的拥护，才能得到土地，有了土地，才能得到财富，有了财富，才能用度不匮。是故道德是根本，财富是末节，必须重民轻利，不与民争利、教民劫夺。就是国君要“以善为宝”“以德为宝”“仁亲为宝”。就是国君要“惟仁者为能爱人，能恶人”——亲贤人，用能人、远小人、去佞人。就是国君治国要有自己的法则——就是一定要忠诚守信，以获取天下，如果骄横奢侈，就会失去天下。产生财富也有自己的法则——就是从事生产的人多，消费财富的人少。生产财富的人勤奋，消费财富的人节损。有仁德的人利用财富富裕百姓，没有仁德的人舍弃身价聚敛财富。从来没有国国君喜爱仁德而在下位的人不喜爱忠义的，从来没有过喜爱忠义而做事半途而废的，从来没有过国库里的钱财不属于国君的，因此，国家必须不以利为利，必须以义为利。

《中庸》较之《大学》，篇幅更长，内容更丰富，更得孔子之心法，为儒家“提絜纲维、开示蕴奥”之作。朱熹之前，《中庸》分章不一。朱熹将《中庸》分为三个部分、三十三章，遂为定式。

综观《中庸》全篇成“总——分——总”的结构，似比《大学》的“总——分”结构更符合文章做法。

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十一章。首章“盖一篇之提要，而其下十章则引先圣之所言者以明之也。”（朱熹）

第二部分，第十二章到第二十章。“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复以先圣之言明之也。”第十二章为该部分枢纽，“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朱熹）

第三部分，第二十一章到第三十三章。“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之言，反复推说，互相发明，已尽所传之意者也。”终章是《中庸》全篇的总结，“盖举一篇之要而约言之，其反复叮咛示人之意至深切矣”。

首章为《中庸》的“经一章”。作者子思首先就提出了一个关于“天”“性”“道”“教”的哲学命题。《中庸》之天，既是自然之天，更是伦理之天、性命之天。天命，是上天赋予万物的禀赋。这种禀赋为人所拥有，就成了“性”。遵循天生的本性而动，就是“道”。修道使自己的修养合乎道的要求，就是“教”。“道”是无处不在、片刻不离的。君子必须修道。修道就是存养省察“戒慎”“恐惧”“隐”“显”“慎独”等功夫。君子须致“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君子须致“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普遍规律。

达到“中和”，就能使天地万物各安其位、生生不息。或曰，“中和”即是“中庸”：“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两说皆可通。

第二至第十一章，实际是孔子对中庸的自证自赞自叹自许。孔子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时中”——每时每刻都处于中道，知天命而依性修道。小人之所以反中庸，是因为小人不知天命，无所不为，无所畏惧。孔子称颂中庸。他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德行。正因为是最高的德行，所以人们很难做到。人们为什么难以做到中庸？孔子认为是：聪明人自以为是、认识过头，愚蠢者又不知其味，理解不了；贤能的人做得过分，不贤者又做得不够。因此由衷感叹：中庸之道大概难以实行了！然而，中庸之道又是可行的。因为舜之伟大，就是他实行了中庸之道——舜真是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是舜兼听则明、隐恶扬善，能把众人观点中过与不及的意见加以折中，取其中道来治理百姓。——舜能为之，天下君子又为什么不能为之呢？孔子又感叹，人们为物欲蒙蔽，难以坚守中庸之道，“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可是他的学生颜回就能坚守——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矣——颜回选择了中庸，得到了金玉良言，就能铭记在心、坚持不渝。孔子感叹，坚守中庸很难，但是，再难也要坚守下去。要坚守，就必须“知”“仁”“勇”三者兼备，因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认为，“素隐而怪”，那些不愿忍受“十年寒窗苦”追求“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人是实行不了中庸之道的。“尊道而行”却“期月难守”、半途而废。这样的人也是实行不了中庸之道的精神的。只有那些“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圣人”，才能坚守和实行中庸之道。

“道须臾不可离也。”因为，君子坚持的道既广大又精微。匹夫匹妇可知、可行，但到精妙之处，虽圣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因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它是从饮食男女中开端的，但是，它到了最精妙之处，就能明察天地人间一切事物。

“道不远人。”“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就像拿着斧柄砍伐木头做斧柄，榜样就在眼前。因此，君子按照人的固有之道来治理人，能做到尽己之心、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大概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

君子之道有四条，就是：子事父以孝、臣事君以忠、弟事兄以悌、朋友交以信。这四条，孔子说——他谦虚地说，他没有做到。这四条是平常的道德原则，君子都应做到，并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君子要“素其位而行”。“素其位”者，就是安于其位。处于富贵，安于富贵；处于贫贱，安于贫贱；处于夷狄，安于夷狄；处于患难，安于患难。如果君子不能“素其位而行”，那就像射箭一样，射之不中，反求诸己。

君子之道要从身边做起。“辟如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处理好夫妻、兄弟、父子之间的关系，使之家庭和睦、欢乐祥和，就是中庸之道的开始。

君子之道似鬼如神。“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道就像鬼神一样既隐微又显著又真实无妄、不可掩盖！

中庸之道的功用至大。舜因遵循中庸之道，至“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子孙永祀。有了中庸之道的大德，就可以得到福、禄、名、寿。但是，上天生育万物，只是根据他们的资质而赐予，或培养，或倾覆。这样，人们就必须顺应天命，努力修养，践行中庸，从而“大德者必受命”——有大德的人一定会承受天命。

文武周公之德亦大矣。文王“无忧”。他有王季那样的父亲，武王那样的儿子；父亲为他开创基业，武王继承他的事业。武王继承了祖先的事业，开创了王周数百年的统治，但他“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周公继承了文王、武王的功业，追加祖先的王号，用天子之礼祭祀大王以前的祖先。

武王、周公亦孝矣。“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周公典章文武、制礼作乐。有宗庙之礼，有郊社之礼。“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治理国家就好像看手掌一样！

孔子认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为政在人”——在于用人。政治的关键在人才，而人才在修身，修身在遵循中庸之道，遵循中庸之道在于以仁为本。仁就是人性，最重要的是亲爱亲人；义就是适宜，最重要的是尊敬贤人。亲爱亲人要有亲疏之分，尊敬贤人要有等级之分，这就产生了礼。这些“壹是以修身为本”。“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最终在于知晓天理。

孔子认为，天下有五达道。五达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有三达德，即智、仁、勇。而实行这些道德必须“诚其意”。“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道了这三点，也就知道了如何治理天下和国家。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有九条准则。就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亲爱亲人，敬重大臣，体恤群臣，爱民如子，招徕工匠，怀柔远人，安抚诸侯。修养、尊贤等各有其方，照方抓药，便得其法。比如，齐明盛服，非礼不动，就是修养自身的方法。用来实行这些准则的方法“行之者一也”——就是一个字——“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上天的原则；实行“诚”是做人的原则。有天生就“诚”的人，这是圣人。而实行“诚”的人，就是选择了善并坚定地追求善。要达到至善，就必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唯天下之至诚”的圣人“可以赞化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叁矣“。贤人“致曲”，致力于某些方面的善端，引起事物的转变，也能化育万物。

子思认为，至诚之道，可以预知未来。至诚如神。

诚是自我完善的；道是自己运行的。“诚”贯穿于万物发展的始终，没有“诚”就没有万物。诚，并不是自我成就，更是成就万事万物。自我完善就是仁，成就万物就是智。仁和智都是本性的德行。人至诚，就可以经久不息，进而悠远、博厚、高明。悠远、博厚、高明，就会覆载万物，成就万物，与天地叁。天地同样有博厚、高明、悠久的品格。天、地、山、水虽微，但不断累积，就汇成了宇宙的无限，这就契合“至诚无息”的道理。因此，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天人之道是相通的。

中庸之圣人之道伟乎大哉！“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悠悠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而知礼。”——君子要达到广博的地位，又要穷尽精微之处；既要达到高明的境界，又要遵循中庸之道。

子思认为，“为下不倍”，必然安泰。若为下而“倍”——背叛，必取灾殃。“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就是招灾致难之道。“居上不骄”，必然清平。“王天下有三重焉”，就是“议礼”“制度”“考文”。做好这三件事，就少有过失。因而“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这六条原则就是“君子之道”。君子遵而行之，就会成为天下人景仰、效法的对象。

子思赞美乃祖孔子。“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总之，没有了乃祖孔子，就是“万古如长夜”！

子思赞美“天下之至诚”。“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其实这也是赞美其乃祖孔子。

中庸之为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君子善于“慎独”，常怀恭敬之心。君子修德必被百姓信服、怀念。君子以德示范，必致天下太平。“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这是君子之道的最高境界！

意识总是被意识到了的社会存在，思想总是思想到了的社会存在。《大学》《中庸》能成为儒家经典，总有它们成为经典的理由和资本；它们能成为中华文化的古典，总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和资本。

人类观察、认识和思考自然、天地万物的历史，恐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一样漫长，因为自然、天地万物是人类的第一个外界的对象。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传》）中国古代先民对自然、天地万物的观察、思考、认识和研究，结果有的成了经验的总结，有的成了对法则或规律的揭示，有的则成了“中国的桌子会跳舞的”幻象。中国先民对自然、天地万物观察、思考、认识和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周易》一书之中。《周易》揭示的最根本的规律，就是阴阳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道的实质，就是天道阴阳变化规律。《周易》的易道，以天道为代表并表现为天地人三才之道，实际是天道阴阳规律在人间的映照和衍化。天道阴阳，以日月运行为主，因为日月对人类影响最著。地道柔刚，分金木水火土，以此五行生化变化。人道像天法地，故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因此，象征天地人之道的易道，就是天道的阴阳之道、地道的刚柔之道，人道的仁义之道。

《周易》对天地人之道的揭示，阐述了许多人类的共同价值。例如，“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地势坤，君子厚德以载物”，等等。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易》，尤其是《周易》的前身的前身夏代的《连山》易是照进人类心灵的第一束阳光。

然而，在《周易》那里统一的易道，在先秦诸子那里却分道扬镳了。阴阳家、五行家，看到了阴阳衍化、五行变化，于是，人类社会成了大衍之数——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人类不过是天神的提线木偶罢了，陷入了神秘主义。老子的道德家，看到了自然法则、自然规律，于是，强调按自然法则办事，无为无不为，并提炼出“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等自然禀赋的价值作为人类的价值准则。

以儒解《易》，儒化《周易》最后儒化中国的是儒家创始人孔子。据说，《周易》的《文言》《系辞》大底为孔子所作。不管是与非是，大底都看到了儒家的哲学、儒家的思想，《大学》《中庸》的哲学和思想。比如，“乾元”“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义行之”。比如，《文言》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足以干事”。比如“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近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比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仁，知者见之谓知。”等等。因此，儒家的主要价值：道、德、诚、意、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中、和，是以自然、天地万物的属性、禀赋、品格、法则和规律作为基础的，是对人类的言论和行动具有示范和指示意义的。

《大学》《中庸》的本质属性，是以仁、德善为基础和核心、以中庸这个最高德行为根本的心性之道、帝王之道，实际是儒家主流价值的具体体现。既然儒家的主要价值来源于自然、天地万物的属性、禀赋、品格、法则和规律，那么，《大学》《中庸》的主要价值也是来源于对天之道和地之道的总结和揭示，具有自然的一定合理性和现实的合理性。

《大学》《中庸》最主要的是对人之道的揭示。儒家虽然承认《周易》天地之道对人之道的比附和决定作用，但儒家还是看到了人类自身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圣人”“贤人”的历史作用。

儒家，包括《大学》《中庸》，将中国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尧舜、文武周公“圣”化或神化了。但是，褪去裹在他们身上的光环，人们不难看出：人类社会在阶级社会里最直接的是阶级斗争，但无论是在阶级社会还是在无阶级社会，人类社会还有一个基本的基础，就是人类社会共同体。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要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进行生产斗争，必然要依照实际情况开展人类自身的斗争，包括阶级斗争。在退无可退、不可避免的生产斗争和人类自身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自己的英雄豪杰，或者像儒家树立的偶像那样，产生出圣人和贤人。

儒家的圣人，实际是为宗族、氏族、民族和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首领、帝王。

尧是儒家的第一个圣人。尧在《书经.尧典》中，就成为了光明和文明的化身：“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总之，尧是能亲其亲、睦其邻、和其族、友其周围其它民族的光披四方、至德至圣的人物。

舜在儒家经典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舜不仅是帝王的模范、道德的模范，而且更是劳动的模范。《韩非子》曰：“历山之农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东夷之陶者苦觚，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可见舜是一个劳动的多面手。不仅是劳动的多面手，而且是化解劳动中的矛盾和问题的能手。也许正因为是舜 在劳动生产中表现出的杰出才能，才让其“大知”大善，成就大德，才成为一代帝王。至于人们熟悉的大禹更是劳动模范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自是家喻户晓。大禹故事的底蕴实际就是：大禹是带领民众治水且取得成功的圣贤之人。

文武周公得到了孔夫子的怒赞。他们固然是古之圣贤。但正如孔子已经揭示的那样，是奋几代功业和基业，实际是奋几十代之功业和基业。《诗经.生民》描述周人之始祖稷“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褒，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因而舜分明是一个既具有领导能力又能组织农业生产，既是一个农业专家又是一个劳动能手。正是周人的祖先率领族人劈荆斩刺、久久为功，才有了文武周公的辉煌。

因此，人类社会作为社会共同体，作为社会共同体在生产、生存和发展中涌现出来英雄豪杰，是能显现出光明的品德的。《大学》《中庸》尊崇的光明品性是对历史上和当时社会发生过的部分的、片面的社会历史事实的提炼、概括和总结。《大学》曰“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并不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道德说教，而是有部分的、片面的社会事实和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中庸》中的“中庸之道”、“君子之道”“诚”“仁”“义”等普遍价值更是如此。

《大学》提出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步骤，作为方法论至今还有现实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总之，《大学》《中庸》涉及的主要价值是基于自然之道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部分的和片面的社会历史事实提炼、概括和总结出来的，具有人类社会一定的共同价值，具有“部分真理”，不仅还能“古为今用”，而且还对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但是，《大学》《中庸》那一套又是可疑的，因为它并不是对自然历史、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和总结。

作为对自然历史的反映，《中庸》提出了“天”“性”“道”“教”的哲学命题。《中庸》的作者显然是从天命的“善”出发的。但是，无论作为自然的“天”，还是作为有神格人格意志的“天”，都是有善——天地赞化、生生不息；有恶——禹有九年之劳、汤有七年之旱。并不因大禹、成汤是贤明的君主就不降灾。只讲“善”的天，不讲“恶”的天，既不是自然之道，反映到人类社会现实，自然也不是人之道。正因为如此，差不多就在子思的年代，诸子百家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起来了。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恶”，一家人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还有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恐怕还有性“有善有恶”论。严肃的儒家实践论哲学变成了空洞的思辨哲学。究其原因，就是不承认“善”“恶”是自然之道对立的一体两面；就是不晓得人的基本属性其实就是人的社会性。人在现实性上，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像后稷一样，在带领族人进行生产、安居乐业中“修养”“光大”人的人性。正因为不是放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环境中“修养”“光大”人性，以为有一套“善”的价值即仁义礼智行等价值存在于上天赋予人的本性之中，以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能光明心性，结果中国的儒家弟子中的相当一部分，圣贤书读得越多，离时代的道德要求就愈远，解决“时代之问”的能力就愈差，甚至，“举茂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成了假道学、伪道学先生！

其次，《中庸》那一套并不能保证“中庸之道”“君子之道”的实行和实现。中庸之道和君子之道实行和实现的前提，就是“诚”“君子素其位而行”。“诚 ”或“不诚”暂且不论。因为一论，就会陷入思辨。单就“君子素其位而行”，其实就是沙滩上的建筑、天空上的楼阁。“素其位而行”，就是“安其位行事”。处于富贵，就做富贵之事；处于贫贱，就做贫贱之事；处于夷狄，就做夷狄之事；处于患难，就做患难之事。看似天衣无缝，其实漏洞百出。为什么？就以孔子盛赞的“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的等级、宗法制度为例。西周在奴隶主中实行严格的等级、宗法制度。西周领主贵族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个等级，构成上对下控制、下对上服从的“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臣服关系。为维护这种等级关系，又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来确立政治、经济权力的世袭和分配。在宗法制度下，宗族分大宗、小宗。周天子的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也是政治上的共主。天子的庶子有的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来说是小宗，在本国则是大宗。诸侯的庶子有的分封为卿大夫，对诸侯来说是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长此以往，不仅建国日众而国力日削，而且即使是周天子的宗族内部也会出现平民。可以这么说，西周的等级、宗法制就是汉武帝“推恩令”的原始版。西周的衰落肯定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西周的等级、宗法制的实行绝对是一个主要原因。一方面，宗族内部在不断地发生阶级和阶层的分化，另一方面又造成即使是周天子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在逐步下降，从而对诸侯国、尤其是边远地区的诸侯国控制力的下降，“郁郁乎文哉”的西周也不过太平了几十年，到周平王东迁，就只能做他的名义上的天子了——“天下无敌”的“中庸之道”“君子之道”在现实的利益和实力面前一钱不值，被摔得粉碎！

再次，《中庸》的治国理政只能是空想。孔子认为，他的礼乐制度具有无穷的力量，“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这确实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贤能如周公，竟致其亲兄弟管叔、蔡叔起来造反！

又次，《大学》的“八目”逻辑上既自洽又不自洽。的确，齐家、治国、平天下（外王）必须以个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内圣）为前提和基础，但是，一个人内圣了并不见得就能治国平天下。为什么？一是，治国、平天下，与修身、齐家是不同质的事物，个人、家庭，一旦上升到国家、天下大事，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二是，治国理政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时刻了解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合乎实际的决策，并没有一个绝对真理或绝对真理的化身能保证“天下运于掌”。三是，治国理政靠的是能力和经验，绝不是饱读圣贤书就能如脑使臂、如掌使指。正因为如此，封建王朝的统治才变成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

最后，《大学》《中庸》的一些形式逻辑是矛盾的。最大的矛盾是《大学》在阐述“八目”的正递进关系的时候。“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大学之人有明明德的志向，但他连“国”或者连治国的概念都是空白，他能“先治其国”吗？！

综上所述，《大学》《中庸》作为儒家的经典，从自然之道那里汲取了营养，从人类历史中汲取了部分的、片面的经验，确实具有部分真理，确实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遗产，不仅能“古为今用”，而且对现实还有启示和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大学》《中庸》，不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出发，不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引出固有的规律，其结果只是：儒家的主张很美好，儒家的道德很高尚，以儒治国的结果却总是较悲催——一治一乱，陷入两千年的治乱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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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