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有关“最早中国”、“最初中国”等的讨论逐渐成为相关研究中虽歧义纷呈却难以回避的一大热点。最早中国与最初中国，就基本内涵而言是一样的，都是探讨“中国”开始形成或最早出现的问题，这恐怕是每个中国人都最想了解的问题之一。需要注意的是，“最早中国”的称呼更加侧重时间节点，而“最初中国”强调的是一种最初的形态。史前史与考古研究的实践及经验告诉我们恰恰是时间与年代最难以确定和掌控，最易生歧。有鉴于此，笔者以为称为“最初中国”更合适。

　　“最初中国”的讨论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史学界最热门的就是对“酋邦”和“早期国家”的讨论。塞维斯（Elman R.Service）的酋邦理论经张光直先生引入国内，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对于探索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早期国家”的研究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克赖森（Henri Joannes Maria Claessen）和斯卡尔尼克（Peter Skalník），对“早期国家”分为了三类或者三个阶段，即inchoate early state（未完全成形的早期国家或未发达的早期国家）、typicalearly state（典型的早期国家）、transitionalearly state（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后来又将inchoateearly state更改为incipientearly state（初始的早期国家），概念本身有所变化，这实际上是克赖森教授2006年来到中国学术交流，学习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来大量的最新的考古发现与资料的结果。中国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早期历史时，常常使用“早期中国”的概念，无论争议大小，在年代上却主要是指先秦时期这一年代范畴。而把“最初中国”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开始专门讨论则是近些年才明确开始的。2009年，许宏先生即以《最早的中国》为题出版专著，提出了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中国”。2014年许宏在其《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一书中进一步讲述了“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何努先生不认为“中国”最初的诞生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提出了“陶寺遗址”是最初的中国。最近，李新伟先生将最初中国定义为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共同体，并认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初步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其实，从中国史前文化交流共同发展的角度提出最早中国的概念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张光直就已言及，他认为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各地史前文化便是最初的中国。

　　苏秉琦先生1991年提出了古代中国演变的“三部曲”，认为经历了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的发展变化。苏先生接着进一步论述并也提出了“最初中国”的称谓，具体言到：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还只是承认万邦中有一个不十分确定的中心，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的中国”，而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天下”。理想变为现实的则是距今2000年前的秦始皇统一大业完成和秦汉帝国的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苏先生最初中国的提法似乎更加具体，把尧舜时代万邦活动的中心之晋南一带作为最初中国所在。首先，万邦与“中国”是不相同的，史前存在着众多不同区域的文化和其代表的社会，类似“万邦”，但只有万邦共识的中心之地才是最初的中国，这有别于张光直先生史前各主要文化共同组成最初的中国的看法。其次，早期中国存在一个明显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一个由小变大或言文化、政治、经济不断持续发展统一变大的过程，最初的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地域辽阔。最后，最初中国既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意识形态共识上的中国。

　　何谓“最初中国”

　　这里谈论的最初“中国”不是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是探讨文化基因传承而溯源意义上的“中国”，即原义上的中国。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意欲建都“中国”以便于统治人民。《尚书•召诰》言：“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逸周书•作雒》言“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可见，周初武王谋划建新邑，新邑处天下之中，便于治理四方，且诸侯方国纳贡职道里均等；又便于敬配皇天，祭祀上下神灵。几条文献记载基本相合，“中国”之称至少自此开始。在周人意识中“中国”处于四方之中，治理便宜。因此，关于周初“中国”可以肯定的有二：第一，“中国”为四方“地中之国”或言“地中之都”；第二，“中国”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即大体指以“洛邑”或言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换言之，最初的中国至少是一个“地理中国”。

　　《诗经•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所言“中国”其含义显然是完全政治意义上的中国，非周初何尊明显之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诗经•民劳》中“惠赐中国，以绥四方”与“惠赐京师，以绥四国”，以相同句式，“京师”与“中国”重复互换。以致毛传：“中国，京师也”。“中国”此处应特指成周。不仅说明都邑即国之意，更进一步说明此时已将周初何尊之地理“中国”与政治意义上的“中国”相结合在一起。《民劳》反映的是地理中国向政治中国的结合与过渡。

　　无论如何，最初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中国，即本义为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其都城亦可代指中国。东周时，“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多的是政治概念，存在着由地理中国到政治中国的变化过程。

　　因此，我们以为最初的中国必须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政治形态上必须进入“国家”时期，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既不是“酋邦”，更不应是“部落”或“氏族”阶段。其二，这个国家还应该是处于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地中”或“土中”。《史记•五帝本纪》言及舜避尧子丹朱于南河之南，此后践天子位还必须“之中国”，再回到人们意识形态共识上的地方。简单而言，中国就是两个字，一个“中”，一个“国”，“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即“中国”，这应该是其最原始的本意。笔者以为这也应该是判断最初“中国”的两大标准。

　　何为“最初中国”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显然是复杂的，多元的。如果以今天中国广阔地域范围来说的话，每一个地理区域如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辽西地区等等都有着各自区域文化内国家形态的演进。既然“中国”是一个由小变大逐渐发展的过程，那么最初的中国是在哪里呢？就目前考古材料和相关研究而言，明确进入“国家”形态的有良渚社会、陶寺社会以及二里头社会。对于良渚遗址及良渚文化所代表的社会是否进入了“国家”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论；对于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所代表的社会基本被认为已经进入了“国家”阶段；二里头社会进入了国家时期已是学界不争的共识。至于公元前4000多年的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或早或晚开始了社会分化和分层的进程，开始走向了社会复杂化的道路，但其社会显然没有进入复杂至“国家”的阶段。此时，连“国”的形态都还未出现，更不宜说是最初“中国”了。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结构，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较高程度，不能无限制的上溯，而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如此。

　　关于“中”的解释，近年由于清华简《保训》篇而引起学界的热议。《保训》中提及舜的“求中”、“得中”和上甲微的“假中”、“归中”这四个“中”。对此学者们众说纷纭，如“中道说”、“中和说”、“地中说”、“诉讼文书说”、“军队说”、“民众说”、“旂旗说”、“中庸说”、“数术说”、“天命说”等等。这些不同看法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抽象的意识或理念层次的，如中道、中和、中庸等；一类是具体的实物或事物并加以引申，如地中、旂旗、数术等。前者可以称之为“形而上的中”，后者可以称为“形而下的中”。笔者认为存在一个由“形而下的中”向“形而上的中”的转变的问题，但最早的“中”更多的是形而下的，是一个具体的事物。李零认为就是“地中”。冯时更将舜的“求中”直接解释为“立表测影，以得地中”。何努也有相同的看法，认为“中”最本源的基础是圭表测影确立地中，更详细考证陶寺中期王墓出土漆杆的功能就是测量日影的圭尺，“圭尺”代表着“地中”，而陶寺一带或笼统而言的晋南地区应该至少是龙山晚期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地中”所在。吴国武认为清华简《保训》中的帝舜“求中”而后“得中”，是通过推求“中气”以定四时，以“天之历数”敬授民时，进而获得天命。而《尚书·尧典》众所周知主要是记载“历象授时”之事。《论语·尧曰》又言：“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可见，“天之历数”与“允执其中”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恰在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兼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建筑。依据测年数据，可以说至少4000多年前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晋南一带。此外，既然存在“求中”、“得中”，甚至占卜“择中”的情况，就表明“地中”所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存在历时变迁的。具体而言，西周时期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或言“天下之中”是在今天的洛阳盆地一带，但并不代表在此之前的“地中”也在此地。更早至4000多年前的“地中”应是在以陶寺遗址为都城的陶寺文化所在的晋南地区。

　　因此，从我们前文所言判断最初“中国”两个标准而言，目前相符者只有以“陶寺”与“二里头”为都邑的两者。笔者曾撰文将作为都邑的陶寺与二里头进行过较为详细的比较，二者存在着许多方面的相似之处，可以说二里头都邑所拥有的聚落内涵在陶寺基本都有，而且陶寺遗址体现出的早期国家特征和统治模式多为二里头国家所继承发展。二者的不同只是陶寺没有发现像二里头那样的青铜礼容器群，二里头国家相比陶寺社会而言是“广域”王权国家，控制地域跨多个地理单元。陶寺虽然也是王权国家，但似乎是“非广域”，这一点实为二者最大的差别。二里头文化在其发展过程存在明显的扩张性，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似乎兼有文化殖民与政治殖民，陶寺文化在这一方面表现的不是很明显。整体看来，二里头国家及社会在各个方面似乎表现的更加“成熟”些，而在年代上，二里头都邑至少晚于陶寺二、三百年。

　　如果将“最初中国”比拟成一个人的话，公元前4000多年的仰韶时代各史前文化区都在文化母体中孕育“中国”；至龙山文化晚期，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陶寺社会诞生了最初的“中国”；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此时的“中国”已是十多岁的“儿童”，是成长起来的“中国”，而非“最初的中国”。需要强调的是，“最初中国”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其演进的过程中最初的中国就表现出海纳百川、务实创新、传承发展的特质，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带基因，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精神渊源。（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