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们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曾经一度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曾经我们也很为此感到骄傲与自豪，但随着历史的前进，我们仿佛是变聪明了，我们不再对它表示起码的尊重与敬畏，它变成了我们想甩而甩不掉的包袱，我们很无奈，我们很苦恼，于是选择另一种方式将其封杀。不是要尊重吗？好，我们三拜九叩，我们以三牲的大礼来供奉。古文化恐惧了，它只能被束之高阁，脱离了土地，脱离了人们的气息，失掉了生气，承受着高处的寒风刺骨的折磨，更忍受着那份难耐的孤独与寂寞。

       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冷落它，不是疏远它，不是刻意得尊崇。我们应该把它迎进我们的住所，迎进我们的脑海，迎进我们的灵魂。

       中国古文化确是衰落了，还有多少人诵读《论语》？还有多少人记得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过去？一个忘记了过去的人是不完整的，一个忘记了过去的国家是空虚的。一个空虚的人不去自己的祖宗那里寻求充实自己的养料而去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一股脑地吞食一堆人家的东西，且不说那些是好是坏，你只扪心自问你是什么人，你的国家不会接纳你，因为你是一个叛徒，那个国家也不会接纳你，因为人家只把你看作一个奴才，一个文化上的奴才。一个空虚的国家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它的人民，那么这个国家会是一片浮躁的气息，得不到灵魂的安宁与归宿。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应该闭关锁国，重新表演夜郎自大的笑剧，别的国家当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优秀文化，但在你应该首先看看你的国家有没有适合你的东西，我相信在你已经生活过十几二十几年的国家里你更容易找到真正适合你气质的东西，当然我说的是真正适合而不是追求时尚或前卫。

       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可能有点偏激，但肯定也是爱之深责之切。“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文化没有生命力，而是我们早已判处它死刑了，一心要消灭它，它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有问题的不是中国文化，而是中国人。中华民族——一个努力与自己的过去割裂开来的民族，一个失去了民族文化，只以金钱为目标的可悲民族，一个行将消失的民族，虽大但毫无凝聚力，因为没有了核心。”真的，我们在一步一步地远离传统文化，并且在心里还很为这种远离感到自豪与欣喜，仿佛传统文化成了阻碍你进入“时尚”行列的壁垒，你想越早推倒它越好，但它真的是吗，它或许是帮助你看得更高更远的台阶。筑好的墙或台阶可以瞬间推到，但要想再筑起来就得一点点地垒起，可能就是你瞬间的冲动造成了一个很难挽回的结局，也许你也想过再建起来，但看着这庞大的工程，转头想想还是算了吧，留给后来人吧，后来人以前代为楷模，再留给后来人，所以那些砖块水泥什么的只能静静地在荒芜没有人烟的土地上躺着，等到风最后把它们变成粉末。

       比如说科举制度，谈到这个大家想到的恐怕就是它如何害人，简直就不应该产生，好似它的产生就是为了坑害读书人，但可知道中国科举制度曾被西方发达国家称为“时代的骄傲”，“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已故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就曾公开呼吁恢复科举制度，主张借鉴科举考试制度。任继愈先生在他的文章《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炎黄春秋》2005年11期）中指出：“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不问家庭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此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任先生还指出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从中国的科举制度中移植过去的。外国人借鉴，我们却否定它，远离它，甚至把历史的责任推给它。我们大致可以从对待科举截然不同的态度中窥见我们的失职与自私。还有韩国成功申请端午节，我们义愤填膺，但为何不好好想想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难道不是由于我们的漠视传统文化？难道不是我们对它缺少关注与保护？想来屈子如若有知，定会欣喜自己早早地离开了这片土地，这帮人们。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说：“士知耻，则国家永无耻；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观看现在的人们完全沉浸在欲望的海洋，追逐功名利禄，缺少了那一份淡然，更缺少了那一份责任与羞耻。一位日本人说：“在我们日本人面前，你们中国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你们了解你们的历史么？你们了解你们的文化么？我们知道的比你们清楚，比你们多。”我想大家听到这句话，肯定都十分气愤，但我们好好考虑考虑事实不正是这样？我们应该做的是努力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全部，而不是满腔怒气地骂街，那样的话我们就真得无望了！

       也有人会说中华民族本开就是如此，千百年来我们一直这样默默地包容，吸收，同化一切，这是我们民族的特性。事实真的如此吗？过去可能如此，我们的确虚怀若谷，融合了很多外来的文化，而后创造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但现在呢？我感觉我们更像是被同化，我们过分地推崇外来的东西，我们正在慢慢地融进别的文化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我们渐渐地迷失了自我与方向。

       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写到：“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大师巨子已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而是否要在这条可能不平坦的路上走下去，则是来人的事情，大师们也有无奈，因为他们无法左右后来人的选择，如若他们还在世，我想跪下都是可能的，在文化这份永恒的事业面前，自己微薄的脸面又算得了什么？

       陈寅恪先生还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及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即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今天已然到了中华文化衰落之时，“与之共命而同尽”之人我没有看到，其实这也是不必要的。衰落不是灭亡，我们还有希望，应该用我们的努力使这文化脱离衰落的深渊，重新迎来辉煌，这应该是我们青年人的责任，也应该是我们青年人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